智能经济的形成，标志着数字产业发展逻辑正在发生深层转向。过去一个时期，我国数字产业依托算力网络、通信设施、创新资源和应用市场积累了较强规模优势，为数字中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但进入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新阶段，决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已从多面单点的能力扩张，变为数据、软件、算法、场景、人才和生态之间能否形成链式贯通、深度融合的系统性竞争优势。当前，我国数字产业链的突出矛盾，集中表现为底座能力较强、协同效率不足，前端应用活跃、中间转化薄弱，基础设施扩张较快、价值释放仍不充分。推动数字产业链高质量发展，需要跳出“重建设、轻贯通”的旧有惯性思维，围绕数据流转、工业软件、工程化转化、链主开放和复合型人才培育等关键环节精准破题，加快实现由规模优势向体系优势、由基础支撑向价值协同的跃升。

　　一、数字产业链“强而不通”，规模势能与节点梗阻交织并存

　　（一）基础设施“筑基成势”，规模体量与局部领跑优势同步显现

　　我国数字产业链的“强”，突出体现在基础共性技术与底层基础设施的规模化优势上。一是数字核心产业对宏观经济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增强。据国家数据局等部门披露，“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由2020年的7.8%提升至2025年的10.5%以上，核心产业规模由约8.1万亿元增至14.7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2.8%。二是“双底座”（创新底座与算网底座）支撑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532万件，高价值发明专利达到229.2万件（占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比重的43.1%，其中七成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人工智能专利有效量居全球前列。规模扩张与创新积累同步推进，说明我国数字产业发展已经从“夯基垒台”走向“积厚成势”。同时，底层算网设施已形成全球领先的规模能力。 截至2025年6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机架总规模达1085万标准机架，智能算力规模达788 EFLOPS；通信网络侧，5G基站总数达到483.8万个，5G移动电话与物联网终端用户分别达到12.04亿户和28.88亿户。至今，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算力—网络—终端—数据”相互支撑的超大规模数字基础设施体系，为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数据要素“破题起步”，但场内闭环与价值转化面临双向迟滞

　　数据是贯穿数字产业链的“血液”，也是打通研发、制造、流通、服务各环节的关键媒介。近两年，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明显提速。据相关测算与国家数据局披露，2024年全国数据市场交易规模预计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其中场内市场数据交易规模预计超过300亿元，同比翻番）；2024年全国数据生产总量首次突破40ZB，达到41.06ZB，同比增长25%。数据要素市场已经从“有没有”迈入“能不能做起来”的新阶段。然而，“起了势”并不等于“能成链”，流通环节依然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数据交易“场外热、场内冷”现象突出。全国已设立超60家数据交易机构，但受制于数据确权难、定价机制不完善以及合规风险难以厘清等因素，绝大多数数据交易依然在场外以“点对点”的非标形式进行，场内集中交易占比极低，规模化、标准化的价格发现机制尚未形成。另一方面，产业链上下游“数据孤岛”现象依然固化。由于数据标准与互认机制尚不健全，大量工业数据难以在各主体间有效流转共享，产业链各环节的数据协同仍存在明显壁垒，制约了数字基础设施潜能向实际产业协同效能的转化。

　　（三）工业软件“浅层替代”，研发设计与底层引擎依旧是核心卡点

　　工业软件是指挥数字产业链运转的“神经中枢”，是支撑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核心底座，更是当前破解我国数字产业链“大而不强、强而不通”困局的核心攻坚点。我国在消费级应用软件领域处于全球第一梯队，但在工业软件特别是核心底层软件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性扭转。产业链中上游对海外软件的路径依赖较深。工信部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工业软件国产化率呈现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最靠近末端应用的信息管理类软件（如ERP）国产化率约为71%，基本实现自主可控；中间层的生产控制类软件（如MES、DCS）国产化率约31%，正处于攻坚替代期；而作为产业链最前端、技术壁垒最高的研发设计类软件（如CAD、CAE、EDA），国产化率较低。此外，核心引擎和底层求解器几乎被国际巨头垄断。当下这种“沙滩上建塔”的现状隐患大、风险高，一旦前端研发设计软件被断供，后端即便拥有再庞大的5G网络和智能算力，数字产业链也将面临瘫痪风险。

　　（四）数字人才“加速蓄水”，高端跨界复合型人才缺口正前移为链条瓶颈

　　人才是创新驱动发展的第一资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更是驱动数字产业链全链条协同演进的核心动能。随着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从单点突破迈向全链条、全场景系统集成，单纯的技术型 IT 人才已无法满足数字产业链贯通融合的发展需求，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已从后端应用端前移至产业链核心环节，成为制约数字产业链自主可控与高质量发展的痛点。一是数字人才短缺仍然处于高位。《数字经济人才蓝皮书：中国数字经济人才发展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数字经济人才总量约为3286万人，而人才需求规模约为6500万人，缺口仍高达3200万人；2025年底，这一缺口的统计估计仍未改善，其中高端复合型人才短缺问题尤为突出。二是“跨界复合型”人才供给明显不足。数字产业链的贯通需要大量既懂IT（信息技术）、又懂OT（运营技术）和CT（通信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当前，基础代码编写和常规系统运维人员供给相对充足，但能够深入理解垂直行业工艺流程、具备工业软件底层架构设计能力、能够将行业Know-how（行业专有知识和工艺经验）转化为算法模型的“数字工匠”和顶尖科学家极度匮乏。这种人才结构的失衡，直接导致了许多数字化转型项目“买得来设备，转不动流程”，大幅降低了数字产业链的协同效率。

　　二、关键堵点掣肘链式协同，数字产业链面临多重“断点”阻碍

　　（一）数据要素因产权模糊流转受限，数字红利遭遇价值沉淀

　　数据只有在流动中才能产生价值，但当前我国海量数据资源正面临严重的“静态锁死”与“价值沉淀”。同时，在微观实操层面，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居高不下。一是产权界定与收益分配机制难以落地。在复杂的工业场景和跨界协同中，数据往往由多方主体共同生成。由于底层原始数据与加工衍生数据的产权边界模糊，导致“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的分配机制难以建立。企业普遍存在“不敢共享、不愿共享”的顾虑，导致产业链上下游形成一个个数据孤岛。二是合规风险与定价难题阻碍要素市场化。当前数据资产评估和定价模型尚未统一，加之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的“红线”压力，企业在数据交易中面临极高的试错成本。由此也直接导致了拥有丰富行业数据的传统制造企业宁愿将数据作为“沉没成本”封存在本地服务器中，也不愿将其转化为流通的要素资产，致使数字产业链的“血液”在微循环末端发生严重淤堵。

　　（二）技术供给与前端应用脱节，中间层软肋加剧链条断裂风险

　　数字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需要跨越基础技术与行业场景之间的巨大鸿沟，绝非简单的“插电上网”。当前，我国数字产业链在底层通用技术（如大模型底座、算力基础设施）和表层消费级应用（如电商、社交）两端表现活跃强劲，但在将通用技术转化为行业生产力的“中间层”却面临严重的结构性软肋。一是IT与OT深度融合面临“两张皮”窘境。处于技术供给侧的互联网企业和软件服务商，往往缺乏对垂直领域，如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等行业Know-how的深度理解，难以准确把握其工业机理、工艺流程和工程约束；而处于需求侧的实体企业，又缺乏将工艺流程转化为算法模型的数字化能力。这种“供需错配”导致大量数字化解决方案浮于表面，难以触及核心生产控制环节。二是共性技术平台与工程化工具缺失。在连接底层算力与上层应用之间，亟须强大的工业互联网PaaS（平台即服务）底座、开源算法库以及组件化的工程工具。由于这一“中间层”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国内市场长期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导致许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陷入“定制化成本高昂”或“通用产品不适配”的两难境地，加剧了数字技术向产业链纵深贯通的断裂风险。

　　（三）大企业封闭与中小微企业掉队并存，融通生态缺乏长效牵引

　　数字产业链的竞争既是核心技术的较量，更是产业生态的博弈。一条具备强大韧性的数字产业链，应该是“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共生系统。然而，当前我国数字产业链的融通生态正面临“两极分化”的严峻挑战。一方面，部分大型企业呈现“生态封闭”倾向。少数掌握核心数据和平台资源的“链主”企业或平台型巨头，往往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量，倾向于建立封闭的技术标准和排他性的业务体系（即“数据围墙”与“生态孤岛”）。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不仅切断了跨系统、跨平台的数据互操作性，也大幅抬高了上下游企业接入全链条协同的门槛。另一方面，广大中小微企业面临“掉队”危机。中小微企业是产业链的毛细血管，但受制于资金短缺、人才匮乏和试错能力弱，普遍陷入数字化转型的“三不”困境（不敢转、不会转、不能转）。由于缺乏低成本、轻量化、易部署的基于SaaS（软件即服务）模式的普惠服务，以及大企业实质性的技术与订单反哺，中小企业在数字产业链中正逐渐被边缘化。此种“木桶效应”导致产业链整体协同效率大打折扣，融通生态的长期牵引力严重不足。

　　三、坚持系统观念破解贯通瓶颈，多维发力重构数字产业链协同生态

　　（一）破产权之冰：加快制定数据“三权分置”落地细则，破解要素产权界定与收益分配死结

　　加快出台国家层面数据产权制度的微观操作指南，聚焦工业制造、商贸物流等典型高频数字产业链场景，制定细化的数据资源持有权、加工使用权和产品经营权分配标准。探索建立基于“负面清单”的数据容错与合规避风港制度，在守住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底线的前提下，鼓励企业先行先试。通过法律层面的标准合同指引，明晰底层原始数据与加工衍生数据的产权边界，解决跨界协同中多方主体“不敢共享、不愿共享”的顾虑，真正打通数据要素价值流转路径。

　　（二）降交易之本：探索建立场内外协同的合规定价标准，实质性降低数据跨界流转交易成本

　　统筹推进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定价机制建设，探索“以用定基、场内外联动”的合规定价模式。依托现有国家级和区域性数据交易场所，构建基于数据质量指数与应用场景预期收益的动态定价模型，为海量场外交易提供权威的“价格锚点”。针对中小微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初期的成本压力，探索通过发放“数据交易券”或实施定向税收抵扣等政策工具给予实质性补贴，倒逼数据流转从场外散单互认向场内规模化、标准化的活跃大市场循环转变。

　　（三）跨转化之谷：设立数字技术“中试与工程化专项基金”，填补中间层成果转化的“无人区”

　　发挥政府产业基金的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与产业链“链主”企业资金，联合设立专门针对数字技术的中试与工程化专项基金。设立相关的基金应聚焦跨越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之间的“死亡之谷”，重点支持底层算法模型的工业级适配、共性PaaS平台搭建以及首台套软件试用的风险补偿。通过市场化的补位式投入，化解中间层技术工程化转化面临的高风险、长周期和市场失灵困境，打通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关键断点。

　　（四）攻底层之坚：梯次推进工业软件自主可控路线图，集中力量攻坚研发设计等底层引擎

　　科学制定并出台“工业软件自主可控梯次推进路线图”，遵循“场景喂养、迭代试错”的产业规律，实行“揭榜挂帅”与“场景强启”双轨制并行。针对信息管理类软件强化生态繁荣，生产控制类软件加快重点替代，而对CAD、CAE等“卡脖子”的研发设计类底层引擎，需给予长期战略性研发补贴。鼓励和强制性要求在国家重大工程和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中开放“首发试验田”，利用真实的工业场景倒逼底层引擎和基础逻辑成熟，实现核心工业软件从“能用”向“好用”的跨越。

　　（五）拆生态之墙：运用复合型制度激励替代单一行政动员，牵引链主企业全面构建开放生态

　　转变单纯依靠行政指令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的传统思路，构建涵盖财税倾斜、资质认定、融资优待的复合型制度激励矩阵。明确鼓励掌握核心数据和平台资源的“链主”企业打破“生态孤岛”，向中小微企业开放数据接口、开源底层技术，并提供低成本、轻量化的普惠性SaaS服务。将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数字化的成效，作为链主企业申报国家级示范项目和获取专项技改补贴的核心评价指标，以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对冲其资源开放的短期成本，重塑大企业建生态、中小微入局共生的良性融通格局。

　　（六）解结构之渴：推行“一图一账一清单”动态治理机制，强化跨界复合型数字人才精准滴灌

　　创新数字人才发展的宏观指导与微观治理机制，全面推行数字产业链人才“一图一账一清单”制度。绘制全链条人才分布图以摸清供需底数，建立动态供需台账以追踪结构变量，定期发布紧缺型复合人才清单以强化精准导向。依托清单指引，引导高校增设信息技术与工业运营技术（IT+OT）交叉学科微专业，在企业深化“双导师”新型学徒制。将教育培训资源与补贴资金精准滴灌至产业链最急需的“接口型”“架构师型”人才培育环节，夯实数字产业链贯通协同的内生动力。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与政策保障研究”（24&ZD038）、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2026年基本经费研究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魏巍，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所助理研究员。史汉夫，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孔亦舒，国家发展改革委外经所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