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版图，正上演一场引人注目的“榜首拉锯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季度浙江以33.90万辆首登全国新能源汽车产量榜首，将去年风光无限的安徽挤下王座。1—4月份，浙江产量49.98万辆，超过安徽的46.69万辆。而到1—5月份，安徽又以68.53万辆重夺榜首，领先浙江约1.46万辆。

　　短短数月，榜首在浙皖间反复易手。当然，月度数据受排产节奏、车型切换等因素影响，但其变化依然值得关注。回看2025年，安徽以179.41万辆年产量首登全国第一，浙江以138.22万辆位列第三。而就在2024年及以前，浙江长期徘徊在全国第六、第七位次——从“跟跑”到“领跑”，仅用不到两年。

　　浙江“登顶”的时机同样耐人寻味。在补贴全面退坡、价格战贯穿全年、行业洗牌加速的残酷淘汰赛中，浙江“逆袭”背后暗藏着怎样的产业逻辑？

　　从先驱到归来：浙江新能源汽车的两轮突围

　　理解浙江今天的爆发，必须回到它的起点。

　　浙江其实是中国新能源汽车最早的探路者之一。2009年杭州入选国家“十城千辆”首批示范城市，2015年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即占全国五分之一。但这波先行优势并没有持续，此后长期徘徊在全国第六、第七位次。

　　第一次“退潮”，问题出在哪？

　　浙江省汽车行业协会会长方曦的复盘切中要害：“早期部分企业依赖政策补贴、补贴退坡后未能跟上市场竞争步伐，同时产业链在市场体现上还不够稳固。”换言之，领先优势建立在政策窗口期，而非产业竞争力之上。康迪、众泰等当年的明星企业以低端车型为主，产品技术门槛低、溢价能力弱。

　　当补贴门槛抬高、主流市场需求转向长续航产品时，这些企业迅速失去竞争力，被挤出主流乘用车品牌竞争赛道。叠加宝沃、乐视等百亿级整车项目相继搁浅，吉利“蓝色吉利行动”转型计划陷入瓶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深度调整期。

　　那浙江新能源汽车的第二次登顶靠什么？答案是四个字——产业土壤。具体由三重结构性优势叠加而成：

　　一是民营经济的市场灵敏度。全省超千万市场主体构成的“草根经济”生态，使产业链对市场信号的响应速度远超行政主导型产业区；

　　二是数字经济的底层赋能。杭州作为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在云计算、人工智能、视觉感知等领域积累的技术能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汽车产业外溢；

　　三是制造能力的模块化积淀。从宁波的精密制造到温州的电器电子，浙江的制造业优势不是单一品类的领先，而是“什么都能造、什么都能造好”的模块化能力集群。

　　这三重优势的交汇，构成了浙江新能源汽车产业区别于其他省份的独特竞争力。

　　浙江新能源汽车登顶的四张王牌

　　（一）整车：大象转身与黑马突围，在同一时间窗口交汇

　　浙江新能源汽车的爆发，最直接的驱动力来自两大本土整车企业——吉利与零跑。

　　吉利一直是浙江汽车产业的底盘，但受市场尚未成熟、技术路线判断失误、品牌体系分散等因素影响，一度在新能源市场表现平平。然而，转型的底牌早已埋下。2020年，吉利推出历时4年研发、投入超180亿元的SEA浩瀚架构研发；2024年推出同样投入超百亿的GEA新能源专属架构。两大整车架构零部件通用化率超过70%，可降低研发成本40%，提升研发效率30%，为车型高效迭代奠定了技术底座。

　　如果说吉利代表传统车企转型的典范，零跑则代表造车新势力的另一种可能。其创始人朱江明出身大华股份——全球安防巨头，在视觉感知、软硬件协同等方面积累了成熟的ICT工程化能力。这套能力在智能电动车时代被充分复用，使零跑的成长路径更接近“工程能力外溢型创新”，而非传统汽车产业的线性演进。以智能驾驶为例，零跑将大华在安防领域的视觉感知算法迁移至车载场景，实现了“软硬协同、算法补硬件”的工程化路径。

　　这种模式也终获市场验证。2025年，零跑交付新能源汽车59.66万辆，连续两年实现销量翻番。2026年继续保持领先，1-5月累计交付26.31万辆，居新势力车企榜首，比第二名多出整整10万辆。值得一提的是零跑的区域嵌入性，其产能与供应链深度扎根浙江，从金华到杭州再到湖州，形成了一张覆盖整车制造与关键部件的全域产能网络。

　　模式虽异，殊途同归。吉利靠平台化架构的规模复用降本，零跑靠全域自研的垂直整合降本，但二者的底层逻辑高度一致：都是通过前期的技术重投入建立起结构性的成本优势，再转化为“分级定档、低价高配”的产品竞争力。这不是简单的价格战，而是以技术底座支撑的成本效率竞争。

　　（二）供应链：2500家规上企业的集体支撑

　　浙江整车品牌的爆发，离不开背后“毛细血管式”供应链网络支撑。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宋婷直言：“两家整车企业也是看中浙江产业链的配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和控制价格。”

　　截至2025年底，浙江拥有2500余家规模以上汽车零部件企业，在汽车电子、热管理、底盘等领域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隐形冠军”。2025年有18家企业跻身全国零部件百强，均胜、敏实等6家企业跻身全球百强，数量均居全国之首。

　　零部件企业群构成能力底座，整车企业将分散能力转化为系统化产品，这种“分布式能力密度×系统集成效率”的乘数效应，成为浙江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独特的组织优势。

　　这种优势的深层根基，在于浙江民营企业长期深耕主业、持续向新向高的集体进化能力。

　　一方面，产业链内部企业不断突破能力边界，从零部件供应商向核心技术企业升级。均胜电子从传统汽车功能件起步，成长为全球汽车电子龙头；敏实集团由传统外饰件切入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部件，都是传统制造业向新赛道升级的典型缩影。

　　另一方面，产业链外部企业不断引入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资本，拓展产业生态边界。例如杉杉股份从服装跨界锂电材料，养生堂战略投资固态电池材料企业智邦锂电。通过“内育外引”的双轮进化，不仅持续拓展了浙江汽车产业的技术纵深与要素密度，更让集群在面对全球技术路线变革时，始终保有快速重组、弹性切换的进化活力。

　　（三）区域链：11座城市织就“毛细血管”网络

　　浙江新能源汽车的集群优势，也来自跨区域的产业协同。11座城市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围绕不同细分赛道形成差异化分工，共同织就一张覆盖全省的新能源汽车协同网络。

　　宁波是整车与零部件双轮驱动的产业重镇；杭州是智能化与软件驱动的技术大脑，汇聚零跑总部、吉利全球研发中心；台州作为吉利发源地，正加快向新能源高端制造基地迈进；温州则在汽车电子与精密制造领域形成特色。金华、湖州、嘉兴、绍兴、衢州、丽水、舟山则分别在锂电池、车规级芯片、热管理、第三代半导体等细分赛道深耕，共同织就覆盖全省的新能源汽车协同网络。

　　这种分工，是浙江民营经济长期演化而成的产业自组织力——宁波的汽车零部件、台州的整车制造、温州的电器电子等，在新能源转型过程中实现了功能重塑与价值再嵌入。

　　可见，传统产业基础并非转型负担，而是产业跃迁的重要支撑，其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既有能力向新赛道的有效转化。

　　（四）出海：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坐标

　　海外市场也是浙江新能源汽车产业增长的重要引擎。2026年1—5月，浙江新能源汽车出口313亿元，同比增长91.8%。支撑出口规模快速攀升的，是企业全球资源配置提升。

　　近年来，吉利、零跑等企业加快国际化布局，推动浙江新能源汽车从“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

　　吉利依托沃尔沃、宝腾等全球资源，以本地化、产业共生的方式，加速向海外高端市场渗透，台州临海基地生产的银河星舰7EM-i已销往118个国家和地区。

　　零跑则借助与Stellantis集团（全球第四大汽车集团）的战略合作快速打开欧洲市场，逐步形成“全球统一品质标准+本地适配优化”的产品体系，持续提升产品价值壁垒。2026年一季度，零跑在欧洲16国上牌量同比增长726.5%，在欧盟12国销量位列中国纯电品牌首位。

　　可以看到，两家企业虽然路径不同，但共同特点鲜明：都没有选择重资产、大规模自建渠道，而是借助全球合作伙伴和成熟网络，以技术、产品和制造能力为支点，实现国际市场快速拓展。

　　这种“合作型出海”，本质上是在输出产品的同时，输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能力、制造能力和产品定义能力。

　　回到这场榜单拉锯战，一个悬念自然浮现：浙江与安徽，究竟谁更胜一筹？

　　1.整车：浙江内生成长vs安徽规模扩张

　　不同于浙江依赖本土链主的内生型成长路径，安徽更多依靠“招大招强+超级工厂”外延式扩张，形成以整车制造为核心的产能格局。总体来看，安徽的优势在于规模扩张效率与产能快速释放能力，浙江则胜在链主黏性与产业内生动力。

　　2.供应链：浙江生态厚度vs安徽整零协同

　　安徽的产业组织模式呈现“整车牵引+整零协同”特征。在整车企业投资扩产带动下，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零部件企业加速集聚，截至2025年底，安徽已集聚超3000家规上零部件企业。这种整零协同模式的优势在于整车企业能够高效组织供应链资源。

　　相比之下，浙江的优势并不体现在企业数量或配套密度上，而在于产业生态的整体厚度。大量专精特新企业和“隐形冠军”拥有较强的技术话语权和市场议价能力，不依附于单一整车企业，而是面向市场灵活配置资源，抗波动能力和创新外溢效应更突出。

　　3.区域链：浙江多强并立vs安徽双核驱动

　　与浙江11座城市“多强并立”格局不同，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更为集中，呈现以合肥为主核、芜湖为次核的驱动格局——合肥围绕比亚迪、蔚来等整车企业形成了从电池、电机、电控到整车制造的全链条闭环，仅比亚迪合肥基地就贡献了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的绝大部分；芜湖则以奇瑞为依托，带动周边2000家零部件企业集聚。安庆、宣城、滁州等城市虽逐步参与分工，但整体仍处于相对低端的配套环节。

　　4.出海：浙江价值提升vs安徽市场拓展

　　安徽新能源汽车出海以“规模”见长——依托比亚迪、奇瑞等整车巨头的制造优势与成本竞争力，主打整车出口。一季度全省新能源汽车出口231.5亿元，同比增长382.2%；5月出口127.7亿元，同比增长162.1%，对欧盟、东盟、拉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口增速分别达419.7%、179%、108.9%及2240%。增长势头强劲，呈现“以量取胜、广覆盖”的特征。

　　浙江则以“价值”为矛——依托吉利、零跑的技术合作与品牌运营，在海外市场建立差异化优势。一季度全省电动汽车出口166.5亿元，同比增长90.7%；5月出口81.8亿元，同比增长1.1倍，创单月历史新高；1-5月累计出口313亿元，同比增长91.8%。

　　透过上述四个维度的对比，浙皖间的差异逐渐清晰：

　　安徽模式的核心是效率——以整车龙头为牵引，通过资源的高度集中和产能的快速扩张，在最短时间内实现规模最大化，这是一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产业追赶逻辑。

　　浙江模式的核心是韧性——以分布式产业生态为基础，依靠市场主体的自发演进和能力的自然外溢，在长期积累中形成抗周期波动的产业纵深，这是一种“让市场选择方向”的产业演化逻辑。

　　在产业扩张期，安徽的规模效率优势更为突出；但在产业整合期——当价格战持续、行业洗牌加速，浙江的分布式生态展现出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创新涌现活力。两种模式没有绝对的优劣，但新能源汽车产业已进入新赛段，比拼的不再是谁跑得更快，而是谁能在长跑中不被淘汰。

　　回看浙皖之间的竞逐，远未到终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才刚刚进入高质量竞争的阶段。

　　首先，比效益。规模领先只是入场券。随着价格竞争持续、行业进入整合期，单纯依靠销量增长已越来越难支撑长期发展。如何提升产品附加值、优化成本结构、增强盈利能力，将成为下一轮竞争的关键。

　　其次，比智能。智能化正在从高端车型走向大众市场，从差异化配置演变为基础能力。未来竞争的重点，不再是单项技术突破，而是软件、算法、芯片与制造体系深度协同，以及汽车作为“第三生活空间”的场景定义能力。谁能把智能化为无形却不可或缺的体验，谁就能占据心智高地。

　　再次，比全球布局。随着国内市场逐步进入存量竞争，海外市场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未来比拼的不只是出口数量，更是品牌影响力、本地化运营能力和全球供应链布局。如何从“整车出口”迈向“品牌出海、供应链出海、服务出海”，成为所有新能源汽车高地的必答题。

　　浙江给我们的启示或许在于：产业竞争的最高境界，不是押中一个风口，而是培育一片让风口不断涌现的土壤。而区域之间最好的竞争，不是谁把谁甩开，而是在追赶中彼此让自己变得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