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进行了系统部署。将战略重心转向“投资于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既是破解当前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的生动实践。

　　“投资于人”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立场

　　“投资于人”并非简单的人力资源管理概念，也不能仅仅理解为教育培训投入的增加。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看，它体现的是发展理念和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刻转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把人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的能力提升作为最具基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的投入，把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只有同劳动相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离开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创造性，再先进的机器设备、再复杂的算法模型也难以形成持续的价值创造。所谓“投资于人”，就是要在生产力发展中突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把劳动者能力建设、劳动条件改善、劳动权益保障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本质上是促进劳动者自身能力的全面发展。通过教育、培训和健康投资，提升劳动者的自由全面发展能力，不仅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根本体现，也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传统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一方面，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逐步减弱，产业竞争更多依靠创新、质量、品牌和服务；另一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劳动者对职业发展、权益保障、工作环境和生活品质提出更高要求。“投资于人”正是对单纯资本逻辑下提高效率往往表现为压低劳动成本、延长劳动时间、弱化劳动保障的超越，它不是否定资本、技术和市场的作用，而是强调资本和技术必须服务于人的发展，市场机制必须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应当更多投向有利于扩大就业容量、提高劳动者技能、改善劳动条件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领域；技术进步应当更多用于提升劳动效率、拓展就业空间、减轻劳动强度和增强劳动者发展能力。

　　“投资于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在逻辑

　　“投资于人”之所以能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关键在于精准化的赋能与集成化的协同支持体系。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提升能力、缓释风险、激励创新与扩大内需等机制协同发力，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与就业条件，进而推动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的提升。

　　以人力资本积累为核心的能力提升路径，是实现就业市场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基础。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与健康状况是决定其劳动生产率与市场价值的核心要件。在技术加速迭代的背景下，就业市场的深层挑战在于劳动者技能折旧加快与新技能需求爆发之间的矛盾。“投资于人”通过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实质上是在进行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资本积累。这种积累具有双重效应：一是提高劳动者在现有岗位上的生产效率，使其能够胜任更高附加值的工作，从而获得稳定的职业发展与收入增长；二是赋予劳动者更强的跨行业、跨职业迁移能力。当劳动者具备了快速学习与适应新技术、新组织的能力，就能更好地应对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冲击，有效规避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从而为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以社会保障为支撑的风险缓释路径，是增强就业韧性与稳定性的安全阀。劳动力市场具有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劳动者面临着技术替代、经济波动、健康冲击等多重风险。“投资于人”就是强调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及就业服务体系，构建起一张严密的社会安全网，降低劳动者在失业、疾病、工伤、转岗等过程中的个人成本与不确定性，从而极大地增强劳动供给的韧性。当风险变得可控、可预期，劳动者才会有信心参与市场竞争，甚至敢于尝试高风险、高回报的职业机会。这种稳定的心理预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必要条件。

　　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导向的激励创新路径，是拓展就业新空间的动力源。“投资于人”能够有效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潜能，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与创新红利。这种投入不仅能够培育出高素质的科研人员与企业家，更能孕育出千千万万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劳动者。创新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体现为乘数效应：成功的创业或技术革新，往往能催生出新企业、新业态、新模式，进而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关联效应，创造出大量的新岗位与新职业。特别是在数字经济与绿色转型领域，对人的投资可以推动就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质量方向跃迁，进而实现经济发展与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良性互动。

　　以畅通经济循环为目标的扩大内需路径，是支撑就业可持续增长的战略基石。内需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投资于人”可以通过调节收入分配与消费行为，形成“就业—收入—消费—就业”的良性循环。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如社保转移接续的便利化、异地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提升，能够有效降低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制度成本，提高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对托育、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投入，以及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保障，能够显著降低家庭的后顾之忧，从而降低预防性储蓄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占比，释放消费需求。就业质量的提升能够带来收入的增长与预期的改善，进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拉动服务业等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发展。这种由内需驱动的增长模式，为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最广阔、最持久的发展空间。

　　构建“投资于人”长效机制，夯实高质量充分就业根基

　　切实发挥好“投资于人”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支撑作用，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将“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构建起“能力—保障—发展”的长效机制。

　　聚焦能力维度，构建全链条人力资本积累体系，夯实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素质基础。能力提升是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根本，在全球产业变革浪潮奔涌、技术演进日新月异的当下，必须深化人才供给机制改革。其一，强化教育体系的就业导向与适应性。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不能脱离市场需求，应着眼于提升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数字素养与综合素质，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其二，深化产教融合，提升技能培训的精准度。围绕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建立“以训促岗、以岗定训”的供需对接机制，推动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标准制定与课程体系建设，形成产业链、人才链与教育链的深度融合。其三，健全全民终身学习机制。面对职业生涯延长与岗位转换频繁的就业新趋势，必须建立健全学分银行、技能等级认定与学习成果转换机制，搭建分布广泛、可及性强的终身学习平台，让劳动者能够随时学习，有效提升技能水平。

　　筑牢保障维度，完善包容性就业支持体系，营造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制度环境。一是构建适配新业态的社会保障制度。针对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去雇主化、劳动关系灵活化的特点，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参保机制，提升社保制度的可及性、转移接续性与保障水平。二是强化公共就业服务的均等化与专业化。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健全覆盖全民、贯穿全程的就业服务体系，精准破解信息不对称，降低求职成本与摩擦性失业。三是加强劳动权益保护。就业质量的提升离不开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要结合新业态的发展推动劳动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既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又引导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四是实施分层分类的精准帮扶，既要关注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从校门到职门”的平稳过渡，又要通过加强公共服务供给助力农民工市民化，更要对困难群体实施兜底性援助。

　　拓展发展维度，创造劳动者提升就业水平的广阔空间。“投资于人”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要求就业治理必须在保证就业岗位的基础上，更加重视质量高、结构优的高质量就业。一方面，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产业转型升级是就业提质的前提，必须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高技能、高附加值岗位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畅通职业发展通道。深化人才评价机制改革，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让“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成为社会共识。同时，强化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优化创业生态，完善融资、场地、培训等全链条支持政策，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需要强调的是，“投资于人”需要和“投资于物”紧密结合，才能形成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强大推动力。一方面，通过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重大项目的投入，夯实就业岗位的蓄水池；另一方面，聚焦实体经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增长点，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更多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岗位，确保就业增量提质。只有“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同向发力、相互赋能，才能形成“产业升级牵引人才提质、人才提质支撑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最终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作者：王军、李萍，分别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