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产业竞争日趋激烈，传统的“产业政策”研究范式已难以适应新的时代需求，“产业政治”则提供了一种更具现实解释力的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区域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李巍认为，想要读懂当下世界政治发展，必须立足产业维度展开分析，产业兴衰是决定国家实力起落、重塑国际秩序的根本动因。

　　回顾工业发展历程，每一次产业革命都是重塑大国竞争格局的分水岭。在信息时代，美国通过技术优势和金融霸权持续巩固其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则凭借特色企业发展模式与产业生态优势，逐步成长为全球政经治理与产业竞争的重要力量。

　　7月20日，在由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全球领导力学院共同主办的“区域国别学与全球领导力”系列主题讲座上，李巍指出，产业政治学的分析核心是超级企业。他认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以产业为研究对象的产业政策范式，产业政治学更关注华为、比亚迪、英伟达等超级企业这一微观主体。这些超级企业拥有强大的价格控制能力、节点控制权和技术引领力，是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支撑。

　　他进一步将国家能力分为“对内能力”和“对外能力”，并根据其在产业政策、地缘政治结构、国家安全战略等方面的表现，把国家划分为发展型国家、安全型国家和节点型国家三大类型。这些分类也映射出不同国家在世界产业格局中的定位和策略。例如，日韩等发展型国家依赖于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美国等安全型国家通过其强大的地缘政治能力强化产业主导地位；荷兰、新加坡和阿联酋等节点型国家则凭借其在国际资源网络中的关键地位，成为全球技术整合的重要枢纽。

　　李巍表示，产业政治学理论框架包含两个根本性自变量：国家的内外能力与地缘政治结构。国家是否能够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有利位置，取决于这两个变量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最终决定产业向心力与产业离心力的形成。其中，产业向心力是指国家或企业对资源、技术、市场等要素的整合能力；产业离心力是指这些要素的分裂或外溢趋势。通过对这两个变量的深入分析，产业政治学能够揭示超级企业和战略性产业兴衰的深层逻辑，以及它们如何推动国家实力的变迁。他提及，技术应用能力可能比技术创新能力更重要。正如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之所以能超越英国，不是因为其技术比英国先进，而是因为技术应用能力更强。

　　当前，全球高度聚焦人工智能赛道的博弈。李巍认为，人工智能的竞争已从技术本身转向应用场景的争夺。尽管美国在实验室和资本市场上展现出较强的技术突破和市场号召力，但SpaceX、OpenAI等企业能否实现可持续盈利，是决定产业泡沫是否形成的关键。他强调，如果一国无法将AI技术有效落地并转化为现实利润，其技术优势就可能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