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  可

　　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是新形势下中国积极应对外贸挑战的有效途径，也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现实需要。此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着眼于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

　　业内人士认为，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不仅是降低企业出海成本、提升海外经营稳定性与品牌可信度的必要条件，也是形成国家层面协同支持、放大产业带出海效应的制度性举措。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未来应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协同，助力中国企业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走上去”的跨越。

　　助企高质量出海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力度和广度不断加大，在全球投资版图中愈发活跃。据商务部、国家外汇局统计，今年前8个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7828.2亿元，同比增长0.8%。然而，当前全球跨境投资仍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等，都给中国企业出海带来新的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全球价值链和贸易网络呈现分散性、区域性特征，中国企业海外经营须直面合规风险、供应链中断风险、局部政治风险，以及市场准入门槛高、本地服务能力不足等多重考验。

　　“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不仅是降低企业出海成本、提升海外经营稳定性与品牌可信度的必要条件，也是形成国家层面协同支持、放大产业带出海效应的制度性举措。”刘英说。

　　经济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喆对国际商报记者表示，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是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主动作为，也是推动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的重要战略举措，有助于系统性应对当前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面临的各类挑战。

　　万喆进一步分析，一方面，随着全球产业链区域化趋势的日益凸显，中国企业海外布局亟需更加精细化、系统化的资源保障，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有助于对冲全球产业链重构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不仅能够增强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也能推动标准制定权的形成。

　　“此外，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也有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在全球范围的布局。”万喆说，通过创新金融服务手段，引导资金投向海外科技创新领域，推动中国金融机构深度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并以数字化转型助力当地实现产业升级，最终达成互利共赢。

　　须多方协同推进

　　上述会议提出，加强协同联动，统筹法律、金融、物流等领域服务资源，丰富服务产品，构建服务平台，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出海综合服务港，推动在重点国家建立海外综合服务站，增强商协会服务功能，培育一批跨境服务能力强的专业服务机构。

　　在刘英看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难以凭借一己之力完成，政府、金融、行业协会、数字平台、企业须协同推进。对此，她建议在国家层面和省市层面联合设立出海服务港与海外综合服务站，形成覆盖市场开拓、法律合规、税务和争端解决、人才培训、物流与备件、金融支持六大板块的标准化服务包。

　　万喆给记者举了个例子：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设立的境外企业与直接投资存量已相当可观，但在物流、法律、地缘政治乃至战争等多重风险因素叠加下，企业运营仍面临不确定性。构建覆盖法律、金融、物流等领域的综合服务网络，成为减少企业“水土不服”现象、提升跨境合规能力的关键路径。

　　万喆认为，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协同，助力中国企业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走上去”的跨越。对此，她建议未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强化风险防控与合规能力。构建覆盖政治、法律、金融、汇率等多维度的动态风险预警网络。二是推动金融服务模式创新。优化跨境融资结构，探索“政府引导+商业保险+海外债”等组合模式，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贷款与汇率避险工具。三是提升物流与供应链韧性。完善海外物流枢纽布局，积极参与制定跨境物流、包装、安检等国际标准，提升物流体系标准化与国际化水平。四是强化商协会与专业机构能力。打造商协会服务矩阵，支持设立产业服务中心与集采平台，降低企业采购成本。培育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机构生态，实施跨境服务能力认证。五是深化国际合作与部门协同。建立跨境服务标准互认机制，共建海外服务资源库。建设国家级出海服务平台，实现备案审批“一网通办”。推动地方服务岗与海外服务站联动，精准匹配企业需求。六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专项支持。开发定制化服务包，开展线上问诊等针对性服务，设立海外风险补偿基金，构建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服务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