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和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这些重要部署释放了我国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强烈信号，为新形势下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明了前进方向。

“十四五”以来，我国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多项数据印证了开放实效：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二；出口占世界比重稳定在14%以上，进口占世界比重从2012年的9.7%上升至2024年的10.5%。与此同时，制度型开放也取得新突破：双向投资质量稳步提升，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首批自贸试验区试点对接措施全面落地。我国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实力的提升，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也要看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还面临着不少风险挑战。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多。越是如此，越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促合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以开放促发展，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不断提高驾驭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能力。近年来，伴随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规则呈现新变化新特征。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要把握先机，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积极参与数字贸易、人工智能等新领域规则制定，以制度型开放构建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同时，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围绕扩大经贸“朋友圈”，加快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进程，扩大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搞好各类开放试点试验，以开放合作的确定性对冲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

 以开放促改革，要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当前，国内服务业、跨区域开放等领域深层次改革遇到瓶颈，一些体制机制与国际高标准存在落差，对高水平开放形成制约。在市场环境方面，部分民营和外资企业遇到的“隐性壁垒”尚未完全消除；在行业监管方面，面对数字贸易、跨境金融等新业态，事中事后监管的技术手段与制度框架仍待完善；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侵权赔偿标准偏低、跨区域执法协同不足等问题尚未根治。解决上述问题，既要重视内外衔接，建立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互认机制，逐步提升国际话语权；也要疏通梗阻、打破壁垒、清除障碍、提高协同，营造有利于创新和投资的市场氛围。

 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底气来自于我国经济基础稳、韧性强、潜能大，信心来自于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丰富人才资源的多重优势。要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推动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开放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