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产业格局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既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独特优势，也面临着技术封锁升级、产业链区域化重构等多重挑战。未来25年，全球工业竞争将不再是单一环节的比拼，而是国家主导的生态体系与规则体系之争。在此背景下，中国工业将走向何方？如何在全球趋势与中国现实之间找到最优解？本报记者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许召元进行了专访。

　　三大力量影响全球工业格局变化

　　中国经济时报：未来25年全球工业格局重构的核心变量是什么？

　　许召元：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一般认为全球已经经历过以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为主要标志的三次工业革命，当前正处于以智能化和数字化为主要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每次工业革命都带来了新的工业化国家崛起和全球工业格局重构，当前看，有三个主要力量正在影响全球工业格局变化。

　　一是地缘政治因素，全球工业布局的内在原则正从“效率优先”向“效率和安全并重”转变，由此带来全球工业格局由“全球化”向“全球化和区域化并重”转变。近年来，美欧等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工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甚至把工业作为国际竞争的关键领域，纷纷开始推动“再工业化”，叠加上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对关键矿产资源的高度依赖性，全球工业格局更加重视“效率和安全并重”的原则。

　　二是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显著改变了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全球工业格局中的重要性，提高了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延缓了发展中国家承接产业转移和工业化的速度。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广泛使用，且在工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仅使得算力、数据、算法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随着智能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甚至黑灯工厂广泛出现，工业生产中的很多环节加速自动化智能化，劳动力在工业生产中的重要性显著下降，传统“劳动力成本洼地”带来的全球工业分工力量显著弱化，这一方面使发达国家吸引制造业回流的能力增强，一方面使后发国家通过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产业转移的能力弱化。

　　三是绿色转型重塑全球工业竞争力和资源禀赋优势，低碳、零碳能源密集地区和低碳转型能力强的地区在全球工业格局重塑中获得重要优势。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压力越来越大，一方面类似欧盟的“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等政策将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大企业越来越重视全产业链低碳化转型，低碳绿色的能源禀赋将重新定义全球工业区位优势，如拉美、中东、北非、中国西北等风光资源富集区有望成为绿色能源供应中心，传统依靠化石能源出口和消费的国家，如中东产油国和日韩等化石能源依赖度较高的国家将面临高碳成本挤压。

　　此外，其他一些关键变量，比如全球各地区人口与劳动力变化关系到生产和消费潜力，非洲、南亚等人口快速增长地区在长期全球工业区域分工中将拥有一定优势；全球产业、贸易、数字新规则将极大地影响区域间产业分工，比如数据跨境流动等方面的严厉监管可能使全球工业形成区域性分工，而既有WTO体系的效力弱化，碳规则、产业政策等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发展都将对全球工业格局产生直接影响。

　　中国的优势与底气

　　中国经济时报：面对全球工业格局重构，中国工业体系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哪些优势是短期内难以被替代的？

　　许召元：中国工业体系的竞争优势，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维度的成本或规模，而是演变为一个多层次、强协同的复合型生态。

　　第一是规模优势。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连续十余年居世界首位。这种体量带来的不仅是产量数字，更是深层的经济性：巨大产量摊薄了研发与设备折旧，使得边际成本持续下降，巨大的规模还使得生产效率大大提高，通过效率提升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

　　第二是创新优势。根据全球知识产权组织的年度报告，2025年中国综合创新能力指数首次跻身全球前十，超越德日，标志着从“技术追赶”转向“前沿探索”。这一跃升体现在研发投入强度超过2.6%，以及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全球第一。更重要的是，创新不再局限于实验室，而是与产业需求深度耦合——从新能源电池的材料突破到工业机器人的精密控制，中国正将科学发现快速转化为工程实践，形成“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化”的高效传导链。

　　第三是体系优势。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666个小类的国家，中国工业的完备性意味着任何新兴产业——无论是低空经济、商业航天还是人工智能硬件——都能在本地找到从模具、电子元器件到系统集成的完整支持。这种配套能力大幅缩短了新产品从原型到量产的周期，降低了“从0到1”和“从1到N”的双重门槛，使得跨界融合与快速试错成为可能。

　　第四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14亿多人口和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构成了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这一市场不仅是需求的“容器”，更是技术的“加速器”：新能源汽车、5G终端、智能家电等产品在中国市场能够获得海量实时反馈，驱动算法迭代和设计优化。正如产业界常言，“任何技术难题，在中国都能找到足够多的场景去打磨”，这种“以用促研”的闭环，显著提升了产品成熟度和国际竞争力。

　　第五是近年来快速凸显数字化与智能化优势。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5G网络和最大规模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截至2025年，重点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已超过65%。这种先发优势使得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能够深度嵌入生产管理——从预测性维护到柔性排产，数字技术正系统性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所以，时至今日中国工业的竞争优势并不是单一要素，而是“规模提供成本根基、体系保障配套效率、市场加速迭代创新、智能赋能全局优化”的复合动力。这种组合使得中国工业在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时，展现出极强的韧性和进化能力——既能在成熟产业中持续释放效率红利，又能在新兴领域里抢占定义权，从而支撑起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安全的长远目标。

　　转型升级的核心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在全球工业竞争加剧和技术封锁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工业体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是什么？

　　许召元：在瞩目的成就外，当前中国工业体系亦面临内外部的两大短板与风险，二者相互交织，构成当前转型升级的核心挑战。

　　其一，部分发达国家将我国工业发展视为“威胁”，并采取“小院高墙”等围堵打压措施。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以“产业安全”“去风险”为名，不断加码对我国的技术封锁，从芯片、高端装备到基础软件，管制范围持续扩大。这不仅直接阻断我国部分关键零部件供应，更迫使国内企业承受高昂的自主研发成本和不确定的市场准入风险，延缓了部分前沿领域的商业化进程。同时，这种外部压力也加剧了全球技术生态的割裂，使中国企业在国际标准制定、专利授权和海外并购中面临更严苛的政治审查，无形中抬高了产业升级的边际成本。

　　其二，经营主体众多、地方投资潮涌，导致部分行业陷入严重的“内卷”困境。由于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且企业投资热情高涨，光伏、动力电池、一般化工等领域企业为争夺有限订单，频繁采取低价策略甚至亏本运营，致使行业平均利润率远低于制造业平均水平。利润微薄又进一步压缩了研发投入和品质提升的空间，形成“低端锁定”的恶性循环。

　　中国的战略选择

　　中国经济时报：面向未来25年，中国应当采取怎样的工业战略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许召元：未来25年，中国工业的战略取向将围绕“内修”与“外拓”双重主线展开。在内需层面，需充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深度与广度，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关键抓手，通过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强化质量标准和知识产权保护，形成“优质优价、优胜劣汰”的市场化筛选机制，倒逼企业摒弃低水平重复竞争，转向品质提升、品牌塑造和价值链攀升。在这一进程中，市场结构将渐趋优化：既培育一批具有全球资源整合能力、核心技术引领力的行业龙头，又扶持众多深耕细分领域、掌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小巨人”，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共生的产业生态，从而在新能源、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关键领域锻造出一批具备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核心企业，真正实现由规模扩张向价值竞争的质变。

　　在对外开放层面，中国工业将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以短期地缘博弈为转移，始终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器”。一方面，持续向世界输出技术先进、质量可靠、价格合理的工业品与服务，以中国制造的确定性对冲全球供给波动，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焦虑与误读；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国内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注重在绿色低碳领域布局，如可再生能源发电、储能系统、电动汽车产业链和智慧能源管理等，通过技术输出、产能合作和本地化运营，帮助东道国提升工业化水平与减排能力，将“中国方案”与当地发展需求深度绑定，通过利益共享机制塑造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有效对冲“脱钩断链”的政治压力。

　　制度与规则博弈

　　中国经济时报：在全球产业治理规则加速重塑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参与并影响新一轮国际规则制定，避免被“规则脱钩”？

　　许召元：在全球产业治理规则加速重塑的背景下，国际规则制定正从“WTO主导”转向“区域主义—多元平台竞争”的新格局，规则制定权已成为大国博弈的制高点，对此应该看到，国际竞争日益多元化，我国市场体量大，坚持开放合作取向，具有较大的参与和影响国际规则的空间。一方面，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等全球共同利益领域加快发展，强化与国际社会的利益交融点，增强参与和影响相关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自然灾害等是全球各国的共同利益，但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关切，退出巴黎协定，不愿承担本国的义务，对此，我国应继续推进能源转型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形成和欧洲等所有关心全球气候变化国家的紧密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可以多边和区域平台为依托，主动设置议程。在不少多边和区域平台内，各国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例如，2017年我国积极引领WTO《投资便利化协定》谈判并于2024年最终推动其达成协议，成为首个由中国引领谈判成功的WTO多边协定；在世贸组织《电子商务协定》谈判中，中国以“分步推进、包容平衡”方案扮演了“桥梁搭建者”的关键角色；同时积极拓展FTA网络，截至2024年底已与3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3个自贸协定。第三，持续推动国内市场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大市场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增强规则博弈底气。近年来，中国持续通过“进博会”等多种形式促进外贸进口，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内需规模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在影响国际规则制定中的潜在影响也将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