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五年规划（计划）是我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个奇迹”的重要法宝。从“一五”至“十四五”，我国发展规划在名称、理念、内容、形式、编制程序等方面不断演变，已逐渐发展成为比较成熟、定型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规划。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为“十五五”开局打下良好基础的关键之年。如何加力完成“十四五”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如何持续深化重大问题研究，做好“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今日起，本报推出“决胜‘十四五’ 谋篇‘十五五’”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付朝欢

　　一部五年规划史，也是一部新中国的建设史、发展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1950~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1963~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期，我国共编制实施了14个五年规划（计划）。“这14个五年规划（计划），展示了新中国70多年发展道路上的一幅幅愿景，浓缩记载了中国人民每前进一步的选择和艰辛。”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说。

　　关山初度路犹长。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代接着一代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以五年为标尺，阔步走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向着宏伟目标接续奋进。

　　五年规划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个奇迹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穷二白”到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以及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

　　进入新世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中国经济巨轮驶入广阔海域的起点。“十五”计划时期（2001~2005年），我国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四位。“十一五”规划时期（2006~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实现“两连超”（先后超过德国和日本），跃升至世界第二位。此后，经济总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基本每1~2年就突破一个10万亿元的关口。2020年突破100万亿元，2021年、2022年连续突破110万亿元、120万亿元，到2024年又超过了130万亿元。十多年间，实现了从50多万亿元到130多万亿元的历史性跃升，综合国力在显著增强。

　　除了经济上的奇迹，另一个奇迹是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中国长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2021年以来，我国人均GDP连续4年超过1.2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和划分标准，我国跃升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规划制度作为国家宏观战略和治理的独特机制，在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个奇迹”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发展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不是自发的，而是有目的的；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划的。发展是可以自觉进行规划，并一步步设计出来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中国既有充满活力与创新力的市场驱动的“看不见之手”优势，也有长远发展战略与国家发展规划导向的“看得见之手”优势，两者结合起来进一步推动了发展，也正确引导了中国的发展方向。这也是中国发展奇迹背后的“发展方法论”。

　　“五年规划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每一时期的路径安排和奋斗目标，其重大作用在于通过制定发展规划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施政理念，通过确立发展目标来引领发展方向，通过部署发展措施来实现发展目标，通过持续的动态调整来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德勇表示，每一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实施和完成，都会有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

　　回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14个五年规划（计划），学界根据发展规划的演变路径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一五”到“五五”计划，其名称为“国民经济计划”；第二阶段为“六五”到“十五”计划，其名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增加了“社会发展”一词；第三阶段为“十一五”规划至今，“五年计划”更名为“五年规划”，更加准确地体现了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

　　“早期的五年计划侧重于经济发展，后来逐渐增加社会民生、科技创新、环境保护等内容，如今五年规划的内容覆盖经济、社会、科技、生态、文化等方方面面，已经是全方位发展的规划。”鄢一龙说。

　　五年规划和体制改革之间的深度互动，也是中国发展奇迹的“源头活水”。从“七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都专门设置了章节规划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了300多项改革任务，明确2029年要全部完成。和‘十五五’规划有四年的重叠期，‘十五五’规划可能会和重大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进行更紧密的结合。”董煜说。

　　“改革本身就是重大任务，也是促进发展的手段。”鄢一龙说，体制改革的推进是对规划参与主体行动规则的调整，改变了其激励和约束条件，从而使不同的主体共同奋斗，促进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

　　规划编制和实施是治国理政重要手段

　　科学编制和实施发展规划，已经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建议》起草组的组长。“这体现了党对规划制定的全面领导在不断加强。”鄢一龙说，“十四五”规划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写入宪法后谋划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开启现代化建设“新两步走”征程，对其中第一步即到2035年的发展目标进行展望。

　　“‘十四五’规划把党的十九大已经明确的目标通过规划进一步细化时间表和路线图，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五年规划对发展周期和阶段、对中期和长期工作的引导。党的二十大又对2035年目标进行了进一步的更新，‘十五五’规划的谋划制定也应据此作出更新，更好体现这种推动发展的‘节奏感’。”董煜说。

　　在《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一书中，作者鄢一龙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每个历史阶段都要制定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党代会报告和五年规划。五年规划的作用就是落实党代会已经确定路线方针的未来五年发展蓝图。另有学者提出，中国五年规划的实施周期跟党和政府的职务任期不同步，由此出现了规划的“锁定”效应，有助于保证政策的连续性。

　　“和党代会报告相比，五年规划最突出的特征是有量化指标。”鄢一龙说，改革开放前的发展计划常用实物指标来表示，改革开放后主要通过价值指标表示。“七五”计划首次将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十一五”规划中引入了约束性指标与预期性指标。预期性指标主要依靠经营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约束性指标则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政府责任。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我国在五年规划（计划）的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形成了包括党的领导、与时俱进、遵循规律、规范程序等诸多经验，发展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有效性大大提高。

　　从规划决策层面来看，“一五”计划由中共中央直接组织编制。计划草案由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批准。从“二五”计划到“五五”计划，由于国内形势变化，五年计划的编制或由中央提出编制“建议”，或由计划部门提出“初步设想”“汇报提纲”和“计划纲要草案”。虽然这些计划都付诸实施了，但未能形成正式文本向社会公布。“七五”计划开始，恢复了由中共中央提出编制五年计划建议的做法。目前，已经形成了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由党中央全会提出规划“建议”、国务院编制规划“纲要”、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实施的制度安排。

　　从规划编制层面来看，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探索，目前已经形成了从上一个五年规划中期评估开始，经过前期研究、基本思路、文本起草、征求意见、规划衔接、专家论证、审议批准到发布实施的完整规范的编制程序，使规划编制成为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科学决策的过程，成为汇集众智、反映民意、凝聚共识的过程。

　　鄢一龙提到，“十五”计划以来，五年规划（计划）编制进入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的编制过程，更加注重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规划纲要中来。

　　规划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规划作用的发挥，不仅需要政府具备制定长远发展战略的能力，还要具备贯彻实施规划的出色能力，包括利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激励各类参与主体积极有序作为，以确保规划目标的实现。

　　重大工程项目是五年规划实施的重要抓手和核心载体。从“一五”计划苏联援建的156项重大工程，到“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65项重大工程、“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02项重大工程……千余项重大工程铸造了中国经济的“顶梁柱”，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明证。

　　值得关注的是，“十五”计划首次对保障规划实施作出明确安排。真正意义上的规划评估探索，也是从“十五”计划中期评估开始。“十二五”规划末期，我国首次启动了规划总结评估。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包括中期评估、年度监测评估和总结评估在内的规划实施情况全程动态监测。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尹俊认为，“将对规划内容的及时动态调整纳入规划编制过程，有助于提升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和规划内容的适用性，进而更好地发挥规划的作用。”

　　中国式规划具有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五年规划（计划）非中国首创，也非中国独有。苏联是世界上最早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国家，印度、法国、韩国、日本等国家都在发展规划上进行过探索与实践。

　　上世纪20年代，苏联正式将国家规划从理论付诸实践。中国的“一五”计划，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制定、援建下实施的。到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国家因无法适应性调整而放弃发展计划的制定。中国却去芜存菁、创新发展，将这一制度长期持续推进，并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个奇迹”。

　　回看历史上的五年规划（计划），“一五”计划所有的指标都是全面超额完成的，特别是实施完成了苏联援建的156项重大工程，填补了中国许多工业门类的空白，对中国工业化起步具有决定性作用。从“二五”到“五五”计划，在编制和实施过程走了一些弯路，但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从“六五”到“十五”计划，规划制度不断走向成熟、规范和完善。“十一五”规划至今，规划编制过程更趋规范化、制度化。

　　在《中国式规划——从“一五”到“十四五”》一书中，作者尹俊将中国五年规划制度的核心机制总结为“适应性宏观计划+激励性目标治理”。尹俊在书中多次强调，中国式规划的独特优势是“弹性规划”，不是一个僵硬的体系，更像一个不间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参与这个过程的主体搜集信息，协调、分析、起草文件、实施、试验、评估和修订规划，往往历时数年。

　　在世界经济史上，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五年计划在苏联的成功实践，计划浪潮席卷全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表现出的巨大韧性带来了积极的示范效应，规划制度在许多国家又迎来了新的兴起。外国学者评价说，“中国建立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有魄力的规划体制”“中国的长期规划值得西方学习借鉴”。

　　“近年来，国际学界和政界也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坚持编制实施发展规划，一届接着一届干，一以贯之谋发展，是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秘密，是值得深入研究和分析的经典教材。”董煜说。

　　尹俊在书中提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学习中国经验时，重新认识到规划的重要作用，并模仿中国经验，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波兰、埃塞俄比亚、贝宁、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国家还邀请中国的相关机构帮助他们开展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编制咨询工作。

　　如何看待中国式规划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尹俊表示，在理论意义层面，中国式规划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推进了世界规划学理论的发展，扩展了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本土视角。

　　在实践层面，中国式规划对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也有重要启示。首先，要坚持务实主义的发展思路。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没有犯“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的错误，而是务实、睿智地进行了兼具主动性和渐进性的调整，保留了发展规划这一有效工具。

　　其次，要坚持博采众长的发展路线。中国既坚持基于自身的治理经验，又主动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比如，向日本学习大都市发展的规划和模式，向德国学习空间和环境规划，甚至研究斯堪的纳维亚等北欧小国的社会福利规划。

　　最后，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发展制度。一个国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发展制度，应该基于本国国情。中国坚持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结合自身情况，自主制定国家发展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