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通过预算、税收、政府债券、转移支付等工具组合，可以发挥扩大总需求和定向调结构的双重优势，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落实国家重大决策部署，促进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2026年财政政策和2025年财政政策取向一以贯之，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综合考量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我们要推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精准增效，助力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成效显著

　　2025年我国首次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推动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筹集更加充分的财力，加大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优化支出结构，财政政策效果显著。这也为2026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强有力支撑，积累了宝贵经验。

　　支出规模扩大。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29.7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2万亿元，财政支出强度明显加大，体现了财政政策的扩张性。财政赤字率从3%提高到4%左右，提高1个百分点，财政赤字规模达5.6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6万亿元，不仅财政可用财力增加，而且向社会发出政策扩张的强烈信号，稳定了社会预期，发挥了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

　　支出进度加快。2025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表现在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上，而且体现在财政支出进度进一步加快，主动靠前发力。各项资金加快下达拨付，尽快形成实际支出和实物工作量。同样的支出规模，支出时间越早，越快形成实际支出，政策效果越佳。

　　支出结构优化。强化财政资金精准投放，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超70%，基层“三保”底线兜牢兜实。“两新”政策扩围，让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消费品得到支持，直接降低消费者购物成本。2025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进一步向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国家战略科技任务聚焦，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创造更多机会，同时大力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从国际看，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依然存在，外需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需要将国际经贸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考虑得更周全些，聚精会神搞建设，练好内功，办好自己的事。从国内看，产业结构、商业模式、人口结构、财富分配等发生显著变化，供强需弱矛盾突出，一些领域风险尚未出清。需要在促进供需平衡上下功夫，大力提振需求，解决供需错配问题，让需求和供给更加匹配。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积极应对风险挑战，要求我们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包括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确定为2026年经济工作八项重点任务之首。这就要求财政在扩大内需、畅通经济循环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分析来看，就消费需求而言，有的消费者面临有需求无供给的问题，国内市场一些高品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仍然不足；有的消费者面临消费能力不够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对于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是供给者对市场了解不够，不能提供适销对路的商品和服务；另一方面是供给者缺乏供给能力，存在某些“卡脖子”问题，导致无法顺利提供优质商品和服务。因此，要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大力提振消费；综合运用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等政策工具，培育壮大新的消费增长点，打造消费新场景；用好税收、政府采购、专项资金等政策，支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激发企业家精神，鼓励创新，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新需求，不断释放市场活力。

　　此外，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各项决策部署，也需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提高精准度和有效性，从而更好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切实加强民生保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支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保障。

　　抓住重点确保政策“更加积极”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对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提出明确要求。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必须重视政策方向的选择、政策力度的加强、政策精准度和有效性的提升。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普遍存在效率递减问题，这就要求保持一定力度甚至加大力度，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来确保政策总效力不减。

　　扩大财政支出盘子，确保必要支出力度。加强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组合运用预算、税收、政府债券、转移支付等工具，保持支出强度，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支撑。既着眼当前，用好用足财政政策空间，也为应对未来风险留有余地，确保财政可持续。

　　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重点领域保障。支出结构优化触及各种利益，需要改革配合。零基预算改革越深入，越能为优化支出结构提供强有力支持。目前，零基预算改革在中央和地方层面持续推进，中央部门试点范围从16个部门扩大到32个。要进一步压缩无效支出，把可以省的钱都省下来，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把宝贵的财政资金花到政策效果更好、牵引带动作用更大、人民群众更需要的地方，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民生。腾出更多财力增加财政科技投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建立健全财政支出标准体系，为财政支出效率提升打下更好基础。

　　加强财政金融协同，放大政策效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最为重要的两大政策，要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的协同性，确保同向发力、同频共振。财政资金数量有限，要实现效益最大化，就要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撬动金融机构和社会资金，激活更多民间投资，形成资金合力。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充裕，可以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物价合理回升才能更好发挥价格信号作用，财政政策也才能更好显效发力。而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一致的，这也体现了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要求。公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点，要在推动国债市场健康发展、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等方面，强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

　　深化改革推进财政科学管理，不断提升财政治理效能。落实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向财政科学管理要效益。财政资金来之不易，珍惜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任务。财政科学管理涉及财政资金全流程，资金筹集、使用以及后续的绩效评价都需要科学管理。要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深入推进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坚持改革赋能、管理挖潜、监督明纪，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财政管理体系，全面提升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把财政管理从源头贯通到末端，让各利益相关方都对财政资金效率负责，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推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精准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