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在这五年内，我国将迎来很多道“关口”，比如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口，中美力量对比重构和战略博弈再平衡的关口，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跟随者”成为“全球引领者”的关口，经济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关口。要想成功“闯关”，离不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坚实支撑。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是发展主题，新质生产力是发展动力，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要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视角出发，科学研判我国科技创新“十五五”时期面临形势、攻坚方向和政策着力点。

　　一、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科技创新的内外部形势变化

　　（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深化，全球科技竞赛进入高度白热化的“新赛段”

　　由科学革命催生技术革命、以技术革命牵引产业变革，是人类历次工业革命过程中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范式和规律。与过去相比，这一范式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科技源头供给更加丰富，生产力发展边界持续拓展。以智能、绿色、生命健康为主要方向的科技创新活动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和突破爆发期，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空间科学、能源科学、材料科学、量子科学等基础领域持续出现重大创新成果，不断转化为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计算、清洁能源、生物制造、增材制造等前沿应用技术，生产力发展的科技源头越来越多元、技术供给越来越丰富、发展空间加快拓展。这种现象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而是近几十年来不同领域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累积迭代、交叉融合的结果。比如，人工智能科技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图灵测试和可编程机器人的诞生，但直到近十年来，随着算力芯片等基础硬件出现重大突破，人工智能的科技创新才真正迎来爆发阶段。

　　另一方面，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缩短，全球科技竞争进入决胜关键期。从主要国家的发展实践来看，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原型机、从生产端到消费端、从小范围应用到规模化部署、从需求反馈到技术迭代的时间周期明显缩短。例如，2017年，美国谷歌公司的科学家首次提出Transformer 神经网络架构，仅五年之后的2022年， OpenAI公司就在Transformer架构的原理基础上推出了具有革命性的消费级人工智能大模型ChatGPT。科技创新特别是底层基础研究不再仅仅是中长期的战略命题，更成为短期内培育新产业、新赛道、新产品和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持续引发全球秩序和国际竞争格局的深度调整。在此背景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都迫切希望在主要赛道率先实现科技创新重大突破、形成先发优势。

　　（二）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加紧迫

　　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我国主要通过“技术引进+自主创新”的路径迅速追赶全球科技创新前沿，实现技术水平和产业、产品竞争力的快速提升，将全球创新资源和科技成果“为我所用”是我国快速发展的历史经验。随着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不断取得重大成就，美西方对中美技术代差的认识发生了较大变化，对我国的角色定位已经从科技创新“跟随者”“模仿者”变成“主要对手”。客观而言，虽然我国多数产业在应用性技术开发上处在国际领先地位或与发达国家差距快速缩短，但在部分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和基础科学研究上还有短板，存在受制于人、“卡脖子”的隐忧。比如，人工智能领域，大模型基础技术理论、核心算法、框架平台研究等方面差距明显，2024年我国人工智能专利数量是美国的5倍，但高水平的人工智能模型发布量（15个）不到美国（40个）的40%。在新材料领域，尚没有一个主要新材料的原始结构是由我国发现的，均为西方国家知识产权。在造船领域，我国造船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原始设计大多归属国外企业。

　　可以预见，未来五年，科技竞争将成为大国博弈竞争的“前沿阵地”和“胜负手”，人工智能、先进制程芯片、高端生物医药、清洁能源等战略领域的底层技术竞赛将成为焦点，美国及其盟友国家将把握对华科技竞争的“窗口期”，聚焦我国科技实力尚有短板的领域，不遗余力加大打压遏制的力度，严格限制对华技术出口、科研合作和人才交流，加剧我国关键核心环节的卡点堵点和产供链安全风险。只有围绕科技创新进一步谋划布局、高效配置各类要素，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才能增强对外竞争合作的筹码和底气，切实维护国家科技安全和经济安全。

　　（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入关键阶段，对科技创新供给提出更高要求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强力支撑。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高度依赖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必须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改造、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要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实现“有中出新”，向高技术、高端化、高附加值方向跃升；需要加快数智技术赋能，形成智能制造新范式，提升质量效益；需要深化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围绕“双碳”战略目标，推动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向低碳环保的生产模式转变。要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既需要聚焦特定行业领域、具有垂直颠覆性的技术变革，也需要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具有广泛渗透性的科技革命。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的源头是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是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经验。一些发达国家虽然科技创新能力较强，但受长期产业转移外迁影响，由科技走向生产、转化为产业，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布局加工制造环节。我国既是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制造大国，也是科技日新月异的创新大国，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叠加构成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双重引擎。例如，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十几年时间内实现技术创新突破、产业快速崛起并引领全球发展，新能源汽车专利和新能源汽车产量在全球遥遥领先，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同频共进特征鲜明。未来我国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还需要以颠覆性原创性前沿科技创新为支撑，不断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二、“十五五”时期我国科技创新的重点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全领域布局，全面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基于“四个面向”的战略指引，“十五五”时期重点应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和颠覆性前沿科技三个方面发力。

　　（一）聚焦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全面强化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是解决重大科技问题的关键。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投入机制，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探索建立长效机制，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依托各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点支持数学、物理、智能、能源、材料等基础底层学科的科技创新，鼓励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研究相结合，支持跨学科交叉融合创新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交叉创新。在基础研究各类主体中，除各类高水平科研机构、平台和高等院校外，要重新认识和更加重视企业作为基础研究主体的作用，特别是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度较高的前沿领域，支持长期开展基础研究、具备技术领先优势的领军企业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加大对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力度。考虑到基础科学突破是我国未来引领全球科技创新的关键，可以将基础研究占研发总经费比例达到8%以上作为目标，争取接近10%。

　　（二）聚焦筑牢新质生产力安全根基，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攻关

　　打赢产业链供应链“攻防战”必须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夯实产业基础能力，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围绕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工业软件、重大装备、高端专用设备等领域，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建立完善市场主导、政策精准引导、产学研高效协同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机制，增强科技攻关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打通“重大技术攻关—国产化初步替代—质量性能追赶”的路径，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约束。制定和动态调整未来五年的“卡脖子”技术任务清单，科学合理遴选重大任务，明确技术主攻方向和攻关时间节点，完善各类创新主体参与“卡脖子”技术攻关的体制机制。构建有利于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和推广应用的良好生态，将现有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相关政策扩大到操作系统、工业软件等关键软件领域，完善关键技术装备（软件）应用保险补偿、销售奖励、融资支持等措施，在大规模应用中加速技术迭代和国产化进程。

　　（三）聚焦制胜未来新赛道，加强颠覆性前沿科技创新

　　颠覆性前沿技术是引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原始引擎”，是抢占国际竞争和大国博弈制高点的关键支撑。聚焦前瞻性、颠覆性科技领域，构建“军团作战”和“自由探索”相结合的科研组织模式，提升源头突破和自主创新能力。针对复杂度高、系统性强、战略性突出的科学问题，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和重大科技攻关工程，加强科研理论组织协调和科研任务合理分工，整合资源力量高效推进科研工作。针对不确定性极高、处于“无人区”的基础科研领域，充分赋予科研人员自主权，落实科研经费包干制，优化科研项目评价机制，让科研人员在探索未知的过程中成长为领军科学家。要加强对全球特别是主要国家前沿科技创新研究发展趋势的情报分析工作，及时识别和捕捉具有革命性、体系性、衍生性的科学领域，超前部署谋划。

　　三、“十五五”时期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科技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各类创新主体、创新基础设施、创新资源要素等作为支撑。“十五五”时期是推动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围绕主体培育、区域协同、开放合作等方面持续发力，着力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一）实施科技领军企业梯度培育计划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着力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的梯度培育链条，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鼓励科技领军企业聚焦“四个面向”开展科技创新，建立科技领军企业常态化参与国家科技战略决策的机制，完善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科技计划项目形成机制，推动国家优质创新资源不断向科技领军企业汇聚，引导更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发展。支持科技领军企业与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共同提出原创基础理论、掌握底层技术原理，组建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或创新联合体。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专利优先审查机制，建立核心技术专利池，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行为，激励科技领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二）实施战略科学家“育苗”成长计划

　　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构建更加完善的战略科学家识别、培养机制。依托“强基计划”和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等，在重点区域、高校试点开展战略科学家培养计划，有针对性地发现、培养一批潜在的战略科学家，持续优化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学科设置。依托“揭榜挂帅”工作机制，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多种渠道不拘一格发掘战略科学家及其团队，加强科研条件配套和管理机制配套。完善战略科学家激励机制，支持具备高科学素养和战略思维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在高校院所和创新型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活动，完善技术、专利等知识产权入股制度和创新科技人才持股制度。

　　（三）实施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升级计划

　　持续完善以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以成渝、武汉、西安等全国性科创中心为支点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提升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G60科创走廊等创新能级。引导重点地区立足特色优势强化战略承载功能、提升原始创新策源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在技术攻关、平台搭建、人才引育、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跨区域合作，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主动探索。推进科技创新央地协同，统筹好“国家战略所需”与“地方禀赋所能”，建立央地科创资源协调和优质要素共享机制，促进战略科技力量、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基地平台的联动建设。

　　（四）实施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共建计划

　　聚焦我国有领先优势的科技领域，“以我为主”主动推进国际科技合作，构建由我国主导的全球创新网络，增强科技创新国际话语权。积极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推动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生命科学等领域的联合研发，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共建联合实验室。优化全球科技人才引进机制，打造一批国际化“人才特区”，吸引海外顶尖科学家来华工作。积极主导和参与国际科技治理，在科技伦理、科技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出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