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江新语》中讨论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时，习近平同志援引《资本论》第二卷对两大部类的分析指出，“居民消费规模决定投资规模，投资规模决定生产规模，所以居民的最终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这一论断说明了，消费规模决定了投资的上限，投资规模又制约着生产的扩张能力，没有消费的需求牵引，投资就会失去方向和效益保障，生产也难以实现其价值和实物补偿。因此，准确理解消费、投资和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运行过程，也对当前优化宏观经济治理、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

　　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无数企业，它们看似独立，但为了实现价值增殖，必须通过流通过程彼此发生联系。每一个企业都要向为它提供生产资料的企业购买设备和原材料，同时将自己的产品出售给需要它们的企业。通过这种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联系，单个资本的运动汇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不仅包括生产消费和资本流通，而且包括个人消费和一般商品流通，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

　　为了对上述复杂的经济体系和资本运动进行研究，马克思运用了“抽象力”来概括社会生产各部门的本质，他把社会的总产品分成了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它是“具有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的商品”，比如机器、工具、原料、半成品等；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它是“具有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比如牛奶、面包、服装等。对每一部类的资本来说，也都分成两个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每一部类借助于这些资本而生产的全部年产品价值，除了在生产过程中耗费的c和v，还要加上由全部年劳动创造、超过可变资本而形成的剩余价值m。

　　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要求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应该等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即I（v+m）=IIc，它体现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之间，以及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第一部类对消费资料的消费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

　　从这一基本条件出发，可以引申出另外两个条件，即I（c+v+m）=Ic+IIc和II（c+v+m）=I（v+m）+II（v+m）。前者表明了生产资料的生产与两大部类对生产资料的消费之间的关系，即两大部类消耗的生产资料，必须依靠第一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来补偿；后者表明了消费资料的生产与两大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之间的关系，即第二部类提供的消费资料，应该等于两大部类工人和资本家对消费资料的需求。

　　马克思对社会总产品实现过程的分析，揭示了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实际上，两大部类都是由种类繁多的产业部门构成的，社会总产品能否全部实现，社会总资本能否顺利循环，归根到底取决于各生产部门是否按照社会需要的客观比例进行生产、交换和消费。

　　再生产图式中投资和消费的关系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第一部类属于投资品部类，其产品主要用于投资，第二部类属于消费品部类，其产品主要用于居民消费。因此，再生产图式也反映了投资、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关系。

　　19世纪末，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再生产图式用于分析俄国市场问题，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引发争论。其中，“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市场扩张可以主要由投资品部类带来，甚至完全不依赖消费品部类的增长。列宁赞同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依赖’个人的消费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消费”，并提出了后来被称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即“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反对投资品部类能够完全摆脱最终消费的约束、实现自主积累的观点。换句话来说，消费虽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但资本主义生产归根到底要和消费建立联系。一方面，没有消费品部类的相应发展，投资品部类产品的价值最终将不能实现；另一方面，投资品部类的更快发展，还依赖消费品部类为其提供追加的消费资料。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对应的是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特征的工业化。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为了给重工业发展奠定长期稳固的基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由此可见，即便在重工业化阶段，社会的投资和生产，仍然受到消费的制约。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分析浙江发展实际时强调，在工业化发展初期，高投资支撑了高增长，推动了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但如果长期保持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状态，造成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必然会引起生产、分配、消费等宏观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因此，虽然短期内投资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最终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随着发展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必须协调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推动经济“由投资推动型增长向投资和消费双推动型增长”转变，发挥投资和消费对经济的双重拉动作用。其背后的机制、道理，正是马克思阐明的：“居民消费规模决定投资规模，投资规模决定生产规模，所以居民的最终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更好发挥消费的原动力作用

　　更好发挥消费的原动力作用，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与资本主义生产围绕利润展开、追求价值增殖不同，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消费总体上也由“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要让居民消费得更多更好，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更好发挥消费的原动力作用，反映了当前的阶段性特征。从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2013—2024年，内需的平均贡献率达到93.1%，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平均贡献率为55%，消费的基础作用进一步发挥；从消费结构变化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成为主流，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发展，消费热潮不断涌现，消费潜力正在持续释放；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居民消费率在40%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10—30个百分点的差距，特别是服务消费占比偏低，包括教育医疗、家政服务、养老护理、文化旅游等，未来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正是从基本原理和阶段性特征出发，“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在“十五五”时期实现“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

　　更好发挥消费的原动力作用，需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一是切实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居民能消费、敢消费。二是改善消费环境。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破解消费堵点卡点，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使居民愿消费、乐消费。三是推动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以优质供给更好满足多元需求，大力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