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全面界定和系统部署，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城市是人口、资本、技术的集聚地，是经济活动的主战场。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城乡移民，提升了城镇化水平，降低了交易成本，释放了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数据显示，1949年至2022年间，我国城镇人口从5765万增加到9.2亿，城镇化比率从10.64%提高到65.22%。虽然近年各级政府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但在可见到的将来，城镇化进程还会持续加快，“逆城镇化”现象料难普遍。与此同时，大规模人口集聚及其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意味着更高的消费需求，进而引致更多能耗、污染以及所谓的“城市病”问题。1978年至2022年间，全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从667亿元增加到35.13万亿元，占居民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从37.9%增加到78.4%。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是城市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要实现“双化转型”：一方面，实现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智慧城市；另一方面是实现低碳化转型，削减碳排放，建设碳达峰试点城市。

　　双化转型的时代背景

　　我国城市双化转型主要面临两大时代背景：一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生态文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2年）》显示，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41.5%，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同时，数字消费为稳定消费增速提供有力支撑，电子商务、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业态与生产融合发展，打破了传统生产环节与消费环境的时空限制。2023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收入突破15.1万亿元，软件业务收入突破12.3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超过3.8万家。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要“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将“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作为2025年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目标。

　　二是持续推进多个城市试点项目，旨在降低碳排放，实现“双碳”目标。中国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践行者。对内，正在以新发展理念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对外，正在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使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我国自2020年提出“双碳”目标后，已经构建了从顶层设计的中央文件到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地区的具体实施方案和试点的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框架体系。从《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国发〔2021〕23号）等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到各个城市为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而制定的多项具体措施，都为实现“双碳”目标营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城市作为二氧化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的重要空间载体，同时也是实现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基本行政单元，是落实“双碳”目标的重点地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23年11月发布的《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方案》明确提出，将在全国范围内选择100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市和园区开展碳达峰试点建设。同年12月，张家口等25个城市、长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10个园区入选首批碳达峰试点城市和园区。当前，数字化与低碳化、绿色化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世界性趋势和潮流。2022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通知，确定在河北省张家口市、辽宁省大连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江苏省盐城市、浙江省湖州市、山东省济南市、广东省深圳市、重庆高新区、四川省成都市、西藏自治区拉萨市10个地区首批开展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综合试点。

　　2024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十大任务之首。新质生产力，既是对当前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定位，也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明确指示。新质生产力，引领了包括云计算、物联网等在内的全新产业模式及新业态，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式，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迭代速度。数实共生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赋能，将数据视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数字化技术和手段应用于实体经济，可以使二者在更深层次上相辅相成，推动生产力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城市双化转型，有助于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进而实现“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

　　我国城市数字化转型进展

　　城市数字化转型，除了要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转型升级以及推动“新基建”，还要进一步触及城市治理、社会服务、产业经济、创新保障、低碳发展等核心任务，推动城市运营模式数字化、智能化和系统化，最终目标是构建以城市为单位的数字化组织。

　　在我国城市数字化发展浪潮中，数字化新一线、二线城市涌现成为新的区域增长极。数字化一线城市持续保持引领，上海、北京、深圳、杭州、成都、广州6座城市发展相对全面，处于领先位置，但城市差异开始形成。新一线和二线城市成为数字化增长的主动力，大批二线城市开始向新一线集中，构建了数据驱动的数字城市基本框架，在重点领域实现突破，逐步成为区域新的增长极点。此外，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下，四线城市开始向三线集中，三线城市数量增长较快。新华三集团数字中国研究院发布的《城市数字化发展指数（2023）》显示，城市数字化能力与其GDP水平正向强相关，城市数字化转型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呈东强西弱态势。

　　数字经济离不开数字技术的驱动和信息网络的载体建设，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信息时代的进程逐步推进，由数字技术演化而成的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必然阶段。我国主要通过智慧城市建设积极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

　　智慧城市这个概念自2008年提出以来，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并持续引发全球智慧城市发展浪潮。智慧城市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推进城镇化、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破解大城市病、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选择。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大致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08年底至2014年8月，为探索实践期。各部门、各地方按自身理解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呈分散无序状态；第二阶段是2014年8月至2015年12月，为规范调整期。国家层面成立部际协调工作组，开展统筹指导；第三阶段是2015年12月至2017年12月，为战略攻坚期。智慧城市上升为国家战略，聚焦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第四阶段是从党的十九大至今，为全面发展期。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成果逐步向区县乃至农村延伸。

　　据统计，目前我国有超过500个城市开展智慧城市相关试点，超过89%的地级城市和47%的县级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目标。智慧城市服务效果也由尽力而为向无微不至转变，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大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显著提高。新一代信息技术如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应用，推动了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的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智慧化，促进了智慧城市的交叉融合与加速发展。

　　我国城市低碳化转型进展

　　城市低碳化转型对于我国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依据麦肯锡报告《2060碳中和：中国如何发挥城市的作用实现这一目标》，在中国，仅15座城市，就贡献了三分之一的GDP，承载了60%的常住人口，排放了85%以上的二氧化碳。

　　城市低碳转型的重要特征或者内容之一就是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双碳指数2021-2022研究报告》显示，我国部分城市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已经开始呈现脱钩趋势：在考察的110个城市中，43%的城市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现强脱钩，31%的城市呈现弱脱钩。“十三五”期间，这些城市碳排放平均增速为0.58%，其中48个城市的碳排放呈下降趋势，年均降幅约5%。

　　为推动城市碳减排和绿色低碳发展，自2010年7月开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先后启动三批低碳城市试点。迄今，已有部分试点城市提出了2030年前率先实现碳达峰的目标。宁波、北京、苏州、青岛、广州提出在“十三五”期间达峰，武汉、深圳提出在“十四五”期间达峰。

　　从低碳城市试点经验来看，试点城市的绿色低碳效果明显优于非试点城市。《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21：碳达峰碳中和专辑》（2021年气候变化绿皮书）显示：2020年，试点城市中，80分及以上城市接近80%，60—69分的城市已减少至1.37%，而非试点城市80分及以上城市达到68.81%。试点城市在完成“双控”指标以及调整能源结构方面优势最为明显，且城市内部收敛性更好。依据《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23）：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2023年气候变化绿皮书），城市绿色低碳综合指数排名前十的多为试点城市。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促进低碳化转型

　　随着以第五代通信技术（5G）、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城市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要素配置效率、环境治理效率这三大机制促进低碳化转型。

　　首先，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城市数字化转型，有助于辖区内企业采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以及数据这种新型的生产要素，发掘数字经济的集成效用和规模效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减少生产端能源资源损耗，从而降低碳排放强度。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还可以使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替代部分劳动力，有效解决生产环节的低效低质问题，优化调整工艺、设备和流程，提高生产效率。此外，城市数字化转型，还有助于推动当地制造业、采矿业和电力等行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促进低碳化转型。

　　其次，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错配问题是近年来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由于存在市场扭曲特别是信息不对称引致的市场失灵，各类生产要素受困于高昂的搜索匹配成本而难以流向其最适合企业或高效率企业，只能流向低生产效率企业，从而出现要素错配，大量资源被低效利用，影响所在城市的经济效率。城市通过数字化转型，在各个行业企业推广普及数字化技术，可有效解决要素错配问题，大大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例如，通过整理与筛查大数据可帮助企业尽可能规避信息不对称风险，推动各类要素在上下游企业、城乡、不同行业之间流动，加快信息流动速度，降低资源搜寻和匹配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企业能以更低的搜索成本获取更为丰富的原材料，并对其进行质量筛选和成本把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企业可以通过大数据所搭建的信息化平台，快速准确地搜寻到潜在的合作对象与可交易对象，与其进行更为直接的沟通交流，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提高不同企业间的生产合作效率。同时，对企业内部而言，大数据系统可分析处理海量生产要素数据，采取全域化统筹，智能化匹配产能，将产能自动分配到产能空余的工位，从而优化企业流水线作业模式，减少资源闲置率，也能够更高效、科学地配置人力资本，秉承“多劳多得”的原则，优化企业内部要素配置结构。总之，城市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各类要素在该市范围内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之间的低成本最优匹配，最终结果就是以更低的能耗、污染和碳排放实现更高的产量，促进低碳化转型。

　　最后，提高环境治理效率。数字技术应用于气候变化和生态环保领域，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城市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引入高精度技术如自动监控和云计算，实现政府环境监管模式从传统的现场执法向高效的非现场执法、从人工依赖到自动化监控的转变，减轻人力负担，提升环境监管效率及其精准度。城市数字化转型，除了可以优化对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各类污染物的精准监测和分析，还能有效防止数据篡改和非法排放，助力环境法治建设。此外，数字技术的普及也增强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环境信息交流，提升了公众环保意识和参与度。

　　2023年气候变化绿皮书指出，数字技术在助力实现低碳转型时往往有“乘数效应”，即通过引入成熟的数字技术，在减少人力、资金成本的前提下，给传统的低碳减排工作带来效率提升，进而活化行业的低碳减排生态，加速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现存问题与相关建议

　　综上可知，我国城市双化转型均进展良好，成效显著，但也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在城市数字化转型方面，数据融合与城市治理的联动不足，不同区域及城乡的数字化转型进展不均衡，智慧城市发展的整体生态尚未形成。在城市低碳化转型方面，我国城市削减碳排放、治理空气污染依然任重道远，而且不同城市之间的各自情形不一。中国碳中和与清洁空气协同路径年度报告工作组（2023）发布的《中国碳中和与清洁空气协同路径2023——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显示，中国高碳排放城市呈现PM2.5污染更为严重的态势：2021年，PM2.5浓度年均值未达国家二级标准的99个城市平均CO2排放量（5679万吨）比236个PM2.5浓度达标城市平均CO2排放总量（3665万吨）高出约55%。在CO2排放总量高于5000万吨的91城市中，PM2.5浓度达标的城市比例（59%）明显低于CO2排放总量低于5000万吨的城市（约占75%）。截至2021年年底，约72%的城市处于未达峰状态。该报告研究团队进一步使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解析“十三五”期间各城市碳排放变化（能源活动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力，涵盖人口、人口平均GDP、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等驱动因素，同时利用聚类分析将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按照发展水平进行分类。结果表明，能源强度降低是碳减排的最重要驱动因素，能源结构改善对碳减排有影响，这两大效应均在最发达城市最为明显。对于欠发达城市而言，人均GDP上升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力。人口效应对各城市的影响不一，其中发达城市由于人口迁入，呈现对排放的增加效应，相比之下，欠发达城市由于人口流失，整体呈现减排效应。

　　基于此，为更好推进我国城市双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我们提出三点建议：首先，提高数据质量，优化评估方法。若想精准跟踪城市双化转型进展，识别问题并调整对策，基本前提之一就是要具备高质量的统计数据和科学的评估方法。我国目前仍缺乏全口径并由官方统计部门发布的关于城市数字经济和碳排放的数据。城市碳排放的数据多是基于能源消费推算获得，而且各个城市在能源消费总量、全行业能源消费等指标数据公开方面程度不一且数据缺失较多。关于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指标和数据都很多，主要问题在于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估方法。目前学界关于数字经济的评估方法主要包括基于模型、基于专家打分和基于机器学习这三类，但各有利弊。基于模型的评估方法是通过建立系统仿真模型来计算运行指标，虽然系统建模方法能够反映系统运行结构和机理，但无法给出系统综合性能判断，对此则基于专家打分的评估方法较为适用。基于专家打分的评估方法虽然容易获得所需数据，也能够解决大部分综合评价问题，但主观性太强。随着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学习将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技术应用到系统评估中，该方法虽然能够排除人为主观判断的干扰，但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其次，加大投入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发掘其减碳效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作为国家层面数字化战略的深化与升级，城市数字化转型将进一步助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推广，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要素配置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促进城市低碳化转型。为此，建议积极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掘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平台服务在城市低碳化转型中的作用。各城市要加大对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的投入，利用数字技术将城市碳排放监管等各环节链接起来，依托数字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创新完善要素引入机制，通过要素集聚打造数字化转型的城市范本。在此过程中，政府部门要做好公共服务提供者角色，为绿色创新研发搭建服务平台，为产业转型提供政策支持，同时鼓励企业全程采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减少碳排放，为充分发掘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减碳效应提供有效支持。

　　最后，因城施策部署城市低碳化转型，不能一刀切。城市数字化转型是否、如何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城市低碳化转型，还需要科学严谨的量化分析，特别是要关注城市异质性问题。如前文所言，不同类型城市的碳排放变化趋势及其主要驱动力也各不相同，因此，各城市在部署推进降碳的过程中不能一刀切，而是要充分考虑异质性，因城施策。此外，我国近年来又对城市降碳提出了新要求，即避免高碳锁定和高位达峰，这对不同城市而言也是难度不一。北京、深圳相对容易实现，北京服务业占比较高，深圳先进制造业占比较高。像鄂尔多斯、克拉玛依等这样的资源依赖性城市，其主导产业已出现萎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构建多元化产业体系就可能成为这些城市低碳化转型的主要发力点。而像包头、大庆、保定等这样的传统工业转型期城市，低碳化转型的重点或许在能源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