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5%左右，排放来源比较分散，且结构偏传统。”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新能源研究院副院长姜海在2026农村能源发展大会“绿能惠民：地方实践分享会”上指出，这一数据背后，是长期以来广大农村地区以散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洁清在会上回顾：“过去农村能源更多以散煤为主。”随着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生物质能等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占比显著提高，农村能源正不断由“高碳”向“低碳”“零碳”转变，同时为大气污染治理带来了积极成效。

 当绿色电力真正嵌入农村生产生活，“1+1＞2”的协同效应正在广袤乡土间显现。

 污染治理：农村能源转型从“减污”破题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鹏梳理了政策脉络：“农村可再生能源的政策设计，一开始主要着眼于解决农村污染问题，推动农村用能的清洁化、低碳化。”他指出，当前农村可再生能源不仅是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更已成为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建设美丽乡村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是以美丽中国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主线任务，从这四个维度去看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也是高度关联的。”

 中国能源研究会首席专家、国家能源局原总工程师向海平强调，生物质能的综合利用“既解决了垃圾围村、污染农村人居环境这一老大难问题，为农村提供了清洁热源和有机肥料”。他直言：“绿能惠民不仅仅是用上电、用好电，更是通过绿色用能改善人居环境，降低用能成本，带动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绿能进村：从“一烧煤一冬天”到清洁取暖新图景

 在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帽埠耩村曾是中国农村能源困境的一个缩影。“一烧煤一冬天，清洁能源几乎为零。”中国能源研究会城乡电力（农电）分会副主任舒旭辉在分享时这样描述该村2021年的基线状况。当时，这个200多户的小村集体经济薄弱、电网滞后，户均容量仅1.5千伏安，“夏天灌溉一开，全村电压一起垮”。

 转变发生在“双锚”机制落地之后。村里在127户村民及集体屋顶上安装了836千瓦分布式光伏系统，国网威海供电公司投入260万元实施农村电网改造，结合本地艾草加工等产业负荷，实现了光伏电力78%的本地消纳。舒旭辉用一组对比数据展示了环境效益：“能源系统碳排放总量降低93.8%，年替代散煤43%，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

 在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土地资源高度集约的西滑封村依托食品、造纸、电缆等村办企业的稳定负荷，探索出“村企共建、绿电自用、收益共享”的路径。郑州大学环境科学研究院副教授李文杰介绍，该村已投运18.8兆瓦光伏，配套建设储能设施，“绿电基本不反送电网”。项目每年节约原煤约4528吨，减排二氧化碳5785吨，推动全村绿电占比提升10.9%。李文杰还分享了河南省面上的变化：全省农村能源消费呈现“三升三降”局面，“清洁化、电气化和高效化持续提升；散煤、传统化石能源、能源浪费显著下降。”

图为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西滑封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实景图。西滑封村供图

 内蒙古达拉特旗的案例则展示了风光项目与荒漠化区域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该旗通过“1+9+132”三级投资平台，建设15兆瓦风电和5兆瓦光伏项目，投运后每年可减少烟尘约17吨、二氧化硫约99吨、二氧化碳约35496吨及燃煤灰渣约5158吨。除此之外，这一模式将荒漠化地区土地修复、农牧业生产与能源转型视为一个整体系统，实现了多目标协同推进。

 在山西，转型不仅是能源替代，更是生态修复与产业重构。山西晋中市灵石县段纯镇让废弃采煤沉陷区从“黑色煤海”变身“绿色田园”。太原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姚西龙在分享时介绍，当地通过“矿山修复+清洁能源+现代农业”模式，在坡地及牛棚棚顶建设分布式光伏，形成“棚顶发电、棚内养殖”的农光互补模式。农业废弃物通过生物天然气和有机肥等方式实现资源化循环利用，“减少化肥投入、改善土壤质量。”姚西龙说。

 散煤替代的民生效益同样体现在取暖成本上。根据山西省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研究员辛李刚的介绍，临汾市尧都区亢村刘师傅对家庭取暖采取了煤改电改造，“跟他原来烧煤一冬天相比，一冬天能节省约1000元。”辛李刚指出，山西这样的传统能源大省，农村转型绕不开“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产业如何升级”三个问题，“公正转型不是一刀切，是从原来的靠‘煤’吃饭到现在靠‘绿’吃饭。”

 系统谋划：让清洁用能成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

“农村能源转型已从解决炊事、取暖、照明等生活用能需求的初级阶段，逐步迈向覆盖生产生活全领域的深度转型阶段。”姜海表示，当前发展趋势是从单一风电或光伏，向“光伏、风电、生物质、储能、热泵等多能协同、源网荷储一体化的发展模式”转变，“逐步告别了散煤燃烧带来的污染问题，直接提升了农民的生活品质。”

 然而，挑战依然不容忽视。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张彩庆指出，前期分布式光伏快速扩张带来了消纳与并网压力，“136号文后增量项目全面进入市场化竞争，电价下行、收益不确定性上升。”但他同时强调，“当前新能源装机已占全国一半左右，而发电量仅占约20%。”而随着“双碳”目标与算力等新需求拉动，“分布式光伏仍具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他建议，“光伏行业要从‘抢资源、跑马圈地’转向以负荷和需求为导向的市场化经营模式，不仅要‘建得好’，更要‘卖得出’。”

 郑州大学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瑞芹认为，推动农村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技术与制度的协同创新。她建议，“通过强化源网荷储协同、发展柔性负荷和离网应用、推进绿电直连等商业模式创新，推动农村逐步成长为新型能源系统的核心单元。”

 王鹏则从治理层面提出建议：“未来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需要特别强调系统观念的深化运用。”他建议在县域层面统筹空间分布、生产力布局、用地需求、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和电网承载能力等，“将农村可再生能源置于整个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去考虑，避免电网承载能力不够和本地管理能力不足等现实困境。”

 向海平给出了更为系统的路径：“将农村能源发展纳入乡村振兴整体布局，加强与国土空间、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规划衔接，推动分布式能源系统、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和储能技术应用，完善绿色电力交易、碳减排激励以及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并通过农民合作社、村集体入股等方式健全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成为能源项目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

 从“一烧煤一冬天”到屋顶生金，从“垃圾围村”到生物质循环利用，从电压垮塌到99.99%的供电可靠率——农村新能源发展的实践表明，散煤减量与大气污染治理不是简单的能源替换，而是涉及产业融合、治理创新与民生改善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