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全国一些地方面临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的问题。

　　近年来，杭州乃至浙江一直在通过数字经济创新提质、“地瓜经济”提能升级等举措，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城市赖以生存的税收，究竟如何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出路？

　　近日，记者在杭州市钱江世纪城采访时发现，这个位于钱塘江南岸、总面积25.64平方公里、在楼市炙手可热的新兴城区，财政收入结构出现了一次大反转，正在摆脱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

　　今年1-6月，钱江世纪城财政总收入76.07亿元，同比增长45.14%，其中不含房地产的税收为54.32亿元，同比增长103.26%，总量占财政总收入的71.4%，硬核产业与地产税收的比例，连续两年实现“七三开”。此前的2016年到2022年，在楼市一路火热时，钱江世纪城是杭州土拍“大户”，来自地产的税收对财政收入的贡献，一直都超过了70%。

　　“硬核产业税收与地产税收比例，从‘三七开’变成‘七三开’，说明钱江世纪城正在走出土地财政依赖的困境，已经来到了高质量发展的‘黄金拐点’。”北京集群智库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匡洪广评价，这一结构在许多新兴城市CBD（中央商务区）中，都称得上“优秀”。更重要的是，钱江世纪城财政收入结构的改变，发生在杭州从特大城市向超大城市晋档升级的关键节点，背后是杭州乃至浙江抓住城市化机遇、转变发展战略、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努力尝试，值得剖析和借鉴。

　　高度依赖土地财政？

　　慢慢被时间解开的误解

　　钱江世纪城财政收入结构之变，应当置于城市化大进程中审视。

　　成都天府新城、杭州钱江新城、上海临港新城……自本世纪初以来，城市化加速，全国许多城市都加速“造城”，各类新城不断涌现，土地出让成为了地方财政创收的重要税源。

　　杭州近年来的土地出让金一直位居全国前列，甚至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杭州的土地出让金为何那么高？真的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吗？

　　“这是一个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复杂的误解。”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楼宇经济分会规划研究部主任于海茹认为，判断一个城市是否存在土地财政依赖，不能只截取一段时间看总量，应当从城市发展格局的演变、发展形势的跃升、产业体系的迭代升级等综合分析。

　　杭州的城市化进程启动较晚。本世纪初，当广州、武汉、深圳等副省级城市，都已成功进行撤县（市）设区时，杭州才刚刚开始对萧山和余杭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并在随后三轮调整中，陆续完成对萧山、余杭、富阳、临安等地的撤并，直接扩容64%，进入了快速城市化时期。

　　尤其是随着杭州启动跨江发展、拥江发展战略之后，G20杭州峰会、杭州亚运会陆续举办，杭州培育了新的城市新中心，人口快速增长，进入了多中心、网络化、生态型、组团式的城市化新阶段，基建需求爆发，城市建设迎来大干快上时期，土地出让规模也随之一路快跑。

　　杭州在调整发展战略时，其实也伴随着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地方财力的思考与行动。如在布局多个新城时，杭州也催生了产业体系的迭代升级，这些新城组成了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和城东智造大走廊，形成了两廊并进的局面，并嵌入了智能物联、高端装备等五大产业生态圈，让杭州最终形成了以提高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特征的现代产业结构。

　　在这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中，有的新城则更快地摆脱土地财政依赖，依靠更新质的产业形成新的生命力。

　　钱江世纪城就是一个例证。

　　“钱江世纪城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化，最大的原因就是顺应了杭州城市战略的调整。”钱江世纪城党工委主要负责人说，自从杭州从“西湖时代”进入“钱塘江时代”，钱塘江加速了“造城”，出让大量土地，落地了一系列高能级配套，为引进高能级产业奠定了空间基础。

　　目前，钱江世纪城已形成超过900万平方米的楼宇空间。钱江世纪城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年，世纪城产生税收“亿元楼”11个，其中“10亿元楼”2个；今年上半年，又跑出了8个“亿元楼”。荣盛、网易云音乐、极氪智能等总部企业成为了纳税的主力企业，带来了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的爆发式、可持续增长。

　　“杭州城市发展中心的调整，确实极大提高了钱江世纪城对高端资源要素的虹吸能力。”于海茹认为，作为杭州城市新中心的组成部分，钱江世纪城与杭州主城区的交通联系变得更加频密，产业氛围、商业配套不断完善，加速形成了对总部经济等高能级业态的虹吸效应。

　　“黄金拐点”到来

　　城市新中心进入发展成熟期

　　土地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是不是越低越好？

　　“对于新兴城市CBD来说，来自出让土地的收入占财政的比例，20%-30%是一个合理水平。”在匡洪广看来，钱江世纪城的发展，就站上了这样一个“黄金拐点”。

　　这个“黄金拐点”，预示着钱江世纪城从成长期进入成熟期。因为如果土地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过高，那么说明产业体系还没有架构起来，产业培育也仍未进入“收获期”。随着钱江世纪城来自产业的税收占财政总收入达71.4%，呈现出了较为健康的财政收入结构，这也标志着其从“造城”进入了“造产”的阶段，从新兴CBD向成熟CBD过渡。

　　“黄金拐点”也预示着其仍然具备丰富的成长潜力。因为如果完全没有土地财政收入，则说明整个区域缺少增量空间。如国内起步较早的上海陆家嘴、广州珠江新城等CBD，核心区内均面临“无地可拍”的局面，一些对空间需求较大的产业项目可能外溢。而在可预计的一段时间内，钱江世纪城的土地出让节奏将保持平稳，来自土地出让的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或将维持在20%-30%左右。

　　这既能不断提升钱江世纪城对各类资源要素的吸引力，也能让其有充分的空间储备去做优城市配套，从而让各类总部纷至沓来，在杭州乃至长三角形成新的总部集聚区。

　　因此，钱江世纪城进入“黄金拐点”，也顺应了杭州和浙江大力推进“地瓜经济”提能升级的举措。去年以来，荣盛将落户于钱江世纪城的总部做大做强，为世纪城乃至萧山作出了较大的税收贡献，今年1-6月也成为了钱江世纪城纳税最多的总部企业。 

　　而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几天前，在钱江世纪城钱塘湾未来总部基地产业社区，中国能建浙江创新发展中心项目开工奠基。这个世界500强项目，也是该区块首个开工建设的重点产业项目，以“区域总部+科研智造”为招商方向，重点招引“独角兽”“专精特新”和高成长性企业总部。

　　“我们将重点招引‘三个500强’总部项目，也能够满足这些项目对空间、教育、人才公寓等方面的需求。”廖伟介绍，未来，在总面积超过5平方公里的钱塘湾未来总部基地，产业社区将与超级总部区块双向赋能、融合发展，将打造全球一流的超级总部集聚区，重点招引世界500强、全国500强、浙江500强。

　　“随着钱塘湾未来总部基地第一个世界500强项目开工，这个新的区块已进入开发期，这也将让钱江世纪城的产业空间达到1400万平方米。”于海茹发现，即使放眼全国，这一空间体量都位居前列，将不断提升钱江世纪城的经济总量和密度，让其形成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接下来，钱江世纪城相关国企还将市场化摘取位于钱塘湾未来总部基地产业社区约100亩的工业用地，探索建设全区首个工业综合体，开辟世纪城都市型工业经济发展新路径。

　　冲向全国“双一流” 

　　须充分发挥功能优势

　　冲向全国中央商务区的“塔尖”，就能提升对资源要素的虹吸能力，并持续为财政创收——在杭州城市能级跃上新台阶后，这是钱江世纪城的雄心所在。

　　在全国，钱江世纪城处于什么水平？

　　根据各类研究报告，与钱江世纪城隔江相望的钱江新城中央商务区，是浙江唯一进入“中国商务区综合竞争力”前10强的区域。从去年以来，来自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楼宇经济分会的团队，就开始对钱江世纪城的能级进行研究。他们发现，与国内一流CBD比对，钱江世纪城还存在一些差距。

　　产业能级还不够高。据匡洪广介绍，广州琶洲商务区聚焦“算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发展三大支柱，辖区内企业2023年实现营收3168亿元。2023年，钱江世纪城虽然营收实现了约2460亿元，但其他各项数据约为琶洲的二分之一。

　　城市魅力还不够凸显。如广州有“小蛮腰”，北京有“中国尊”，上海有环球金融中心……全国中央商务区前10强，大多具有城市地标性建筑，既展示了城市美学，也体现了城市活力。目前，钱江世纪城以亚运场馆为代表的地标性建筑还不够出圈，城市天际线较为分割零散，辨识度不高。

　　短板就是发力点。对标一流，钱江世纪城明确了“打造一流中央商务区、一流赛会核心区”的“双一流”战略定位，并提出“跻身全国中央商务区10强”的目标。

　　“杭州是中国内地第8个‘2万亿之城’，是第10个超大城市，一定需要一个超一流的中央商务区。”匡洪广认为，钱江世纪城需要找准在杭州的功能定位，而“双一流”的目标，恰恰折射了钱江世纪城在杭州城市战略中的“功能优势”。

　　“一流中央商务区”在城市发展战略中需要承担核心功能。实际上，在杭州规划城市新中心、浙江规划钱塘江金融港湾时，钱江世纪城都是核心所在。这片区域已经承担了发展高端总部经济、高端服务业、金融业的主要职能，成为了资金、人才等各类要素集聚地，是城市的新封面和国际化的新窗口。

　　“一流赛会核心区”凸显了钱江世纪城打造“赛”“会”之城核心区的目标，是国内其他CBD无可比拟的功能优势。这里有亚运三馆和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今年已先后举办了张学友演唱会、世界羽联巡回赛总决赛、WCBA等高品质赛演活动超40场，吸引观众45万人次，带动周边经济效益9亿元。杭州乃至浙江的赛会经济，显然已进入了钱江世纪城的时间。

　　“依托在杭州城市战略中独特的功能优势，钱江世纪城还将建立起楼宇经济优势、多态融合优势、营商环境优势，最终形成产业发展优势，通过产业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财政持续增收的新路子。”匡洪广如此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