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首个区域一体化示范区，长三角对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自2018年国家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相继出台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十四五”实施方案》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并在2023年11月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明确了新阶段的目标。在当前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的背景下，长三角不仅要继续发挥国家经济增长引擎作用，还需突破短板，强化优势，实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列，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迈向高水平一体化。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短板在哪？

　　产业链融合，还差火候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欧美对中国实施 “遏制政策”。在此背景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事关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长三角区域要有更大的作为，必须打造高水平产业链，将关键环节握在自己手里。虽然长三角产业链供应链发展韧性和水平居全国前列，但在国际产业链高端环节的占比仍显不足，产业链间的高水平融合也有待提升。特别是部分行业在关键生产设备、核心零部件、关键材料及工艺等方面尚未实现自主可控，与国家战略定位存在差距，急需强化自主创新策源能力。

　　一项对江苏省269 家高新技术企业进口产品的调查显示，“无可替代”类产品占比达35%，其中1至3 年内有望攻关突破的不足20%，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堪忧。例如，长三角的集成电路生产在全国占有半壁江山，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图形处理器、软件工具等关键核心领域自主程度偏低，装备和材料仍是短板，自主供应远不能满足需求；各自为战，缺乏联动与统一规划，同质化竞争依然存在；芯片产业人才缺口大，领军人物与平台级企业匮乏。

　　2020 年以来，长三角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下的周期性错配、原材料供需不平衡等问题逐步显现，高技术产业链上游受制于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关键节点多次遭遇“断供”及“失序”危机，内部结构脆弱性在外部风险冲击下进一步加剧。

　　双循环战略，链接力不足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趋势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及时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长三角应顺应新形势，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转向国内国际双循环为重的发展新格局，成为畅通双循环的强劲引擎。然而，目前长三角在这方面仍存在不足。

　　一方面，长三角对国内相关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作为“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区域，长三角拥有丰富的科学设施、人才、技术等资源，但这些资源的关联带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的协作创新不足，技术合作与成果转化不充分，溢出效应较弱，先进技术多为被动转移，主动转移尚处起步阶段。此外，长三角与东北、中西部老工业城市的产业合作空间广阔，若能利用自身技术、标准优势，提升老工业城市的能源、原材料供给质量，将有助于提升关键产业链整体层次，但目前合作模式零散，尚未形成体系。

　　另一方面，长三角将国际先进资源转化为国内先进产业优势的潜力未得到充分挖掘。长三角拥有 G60 科创走廊、进博会、世界制造业大会、临港新片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等重要平台，以及多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具备吸引优质资金、技术、人才的能力。然而，受中美关系恶化影响，长三角出口增速放缓。2018-2022年，长三角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增长缓慢，占境内货源地出口总额的比重从43.9% 降至34.7%，与作为国际资源承接及国内企业出海平台的枢纽地位要求存在差距。

　　创新创业环境，仍有差距

　　长三角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梯度差异，创新创业环境也参差不齐，对人才的吸引力各不相同。经济发达城市的人才虹吸效应明显，而经济较弱城市集聚人才的能力不足。随着各地“招才引智”竞争加剧，部分地方政府出现弄虚作假现象，扰乱人才市场，加重财政负担。

　　2018-2022年，长三角新增常住人口1108万人，其中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金华、合肥等七座城市合计新增人口1030万人，安徽除合肥外的其他城市常住人口均为负增长。人口流入差距背后，反映出营商环境的差异。在一体化推进过程中，如何以产业为依托，形成差异化的创新创业环境，统筹区域竞争关系，既调动地方积极性，又将长三角视为“一盘棋”，是深入推进一体化发展的难点。

　　专业化分工，亟待优化

　　长三角推动高质量一体化必须建立在各城市差异化发展基础上，而不是平均、同质化发展。然而，目前各地政府“十四五”规划，均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列为重点发展产业，产业同质化、相似度较高，跟风现象严重，区域内产业竞争激烈，资源配置过度集中，难以形成错位发展。同时，研发投入与产业体量不匹配，区域内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行业的研发投入与世界巨头公司相比差距较大，加工环节、技术储备环节投入不足、产业链垂直分工不充分。此外，不少城市对自身定位及适宜发展的产业环节认识模糊，导致专业化、特色化和品牌化发展不充分，产能过剩和重复投资问题时有发生。

　　如何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水平发展？

　　培育新质生产力，探索合作新路径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长三角地区理应在这方面先行先试、作出表率。

　　首先，充分发挥长三角战略科技力量的带头与辐射作用，包括国家实验室、重点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聚焦产业共性技术突破，在集成电路、生物科技等关键领域加强合作。上海、江苏基础科研优势明显，安徽、浙江可在应用开发和国产化替代方面优先试点。

　　其次，以世界科技前沿技术为突破口，充分利用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的重大科学基础设施，更好服务产业端技术创新研究，加速在光子芯片和器件、生物医药、纳米材料、量子科技、核能科技等前沿技术领域的产业化突破。

　　再者，推动产业模式变革，将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智能制造、生物技术等广泛应用于各产业领域，通过与新技术的结合培育新质生产力。

　　最后，通过强链补链延链，提升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世界级产业链能级，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带动新质生产力爆发。

　　创新一体化体制机制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必须要有制度保障，需创新体制机制，打破地区分割和行政壁垒。三省一市政府应坚持“一盘棋”思想，达成一体化共识，深刻认识长三角一体化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定位和作用，加快探索创新步伐。

　　在制度体系顶层设计方面，强化协同能力，促进部门与地区协同，按照国际一流标准打造营商环境。推动长三角四大自贸试验区高水平建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重点突破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的难点问题，推进制度型开放。

　　在创新联动机制上，发挥长三角创新资源丰富、产业梯度大的优势，跨区域、跨部门整合科技创新力量，完善创新联动机制，推动协同攻关，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建设科技创新策源地。推动上海张江、安徽合肥两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两心同创”，完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合作机制，发挥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作用。研究制定科技创新策源地与重大产业基地协调发展规划，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

　　深化跨区域协同机制。依托省际毗邻地区的重点平台，加强规划、土地、项目建设的跨区域衔接，在破解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发展突出问题上探索新路径。高水平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进跨区域共建共享，探索跨区域项目审批机制，加强各项改革举措的系统集成和协同配合，加快从区域项目协同走向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

　　探索“龙头带动”协调机制。上海应对标“五中心”建设，疏解非主要功能，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用好苏浙地区发展优势，进一步完善机制、夯实平台。加快推进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建设，借鉴浙江山海协作、江苏南北结对帮扶合作等经验，创新体制机制，有序推动产业跨区域转移，打造“飞地经济”升级版，发展“产业飞地”“科创飞地”等，提高长三角内部发展的平衡性与协调性，辐射带动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发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龙头作用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应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人才等要素市场建设，破除障碍，健全人才共享和流动机制，完善用水权、用能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等交易机制，促进要素在更大范围内高效配置。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置规则、标准跨区域衔接，强化跨区域能源互济互保机制。着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推进跨区域业务“同事同标”，探索企业资质互认机制，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

　　（本文作者孙承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