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简称“社零）同比增长3.5%，较2023年回落3.7个百分点，增速远低于疫情前8%以上的水平。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9.7%，其中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为44.5%，较2023年有所下降。

　　提振消费成为2025年政府工作重点，也是今年以来公共讨论的核心。然而，现有讨论多聚焦全国宏观数据，缺乏城市和空间视角的分析，掩盖了重要动态。不同经济规模的城市消费变化趋势有何差异？四大城市群呈现怎样的消费动态？这些变化如何加深我们对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解？

　　为更好理解全国城市消费情况的时间和空间变化，澎湃研究所收集2024年和2017年全国375个地级市社会消费品零售和GDP数据，以及全国2001-2024年社零和GDP时间序列数据，结合2025年3月澎湃研究所针对上海常住居民进行的522份消费者问卷，探索以上问题。

　　全国消费“基本盘”：腰部城市消费增速高于头部和尾部城市

　　中国城市消费两级分化严重，全国宏观数据可能掩盖关键地方动态。在2024年172个可用城市统计数据中（截至2025年3月4日其他城市统计局尚未公布2024年全年数据），社零总额最高的是上海达到17940.19亿元，最低的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仅有51.98亿元，相差345倍；社零增速最高的是陕西铜川市达到8.8%，最低的是海南三亚仅有-15.90%，相差24.7个百分点。

　　除了极值相差大，城市总体呈现腰部城市消费情况好于头部和尾部城市的局面。按照经济规模折半的方法将中国城市分为四个取值区间（参见表1），发现当前GDP在2500-10000亿元之间的城市社零增速较高，而万亿城市和GDP在2500亿元以下的城市增速较低。同时，社零占GDP比重和GDP增速两项指标也呈现类似模式。

　　经查看，GDP在2500亿元以下的城市往往“三保”压力大，产业结构单一，农业、矿业占比高，缺乏投资，居民收入缺乏刺激，社零增长乏力。这些城市的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可能效果不是最好，因为居民尚未达到一定的消费门槛。长三角的后发城市包括丽水、宿州、黄山、铜陵、衢州、池州、蚌埠、宣城、舟山、六安、淮南、淮北。

　　这类城市中情况较好者往往积极拥抱线上经济和文化旅游产业。比如云南普洱市凭借在茶业方面的优势，抓住了电商机遇并着力提升茶文化文旅产业，在2024年社零增长达到7%，取得了省内历史最好排位。再如浙江丽水、安徽黄山也凭借良好的生态农业和旅游资源，不断吸引外来消费。

表1. 2024年城市GDP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

　　腰部城市（GDP在2500-10000亿元之间）处于新产业和城市化投资的红利期，往往以较低要素成本承接万亿城市产业转移。由于基数较低，新兴产业投资中一个大项目即可显著拉动增速。同时，这些城市借鉴了万亿级城市的发展经验，有效规避了投资风险。这个阶段，政府支出增加，新动能“才露尖尖角”，居民收入上涨，需求升级旺盛，对以旧换新等政策有较好反应。长三角的温州、徐州、绍兴、嘉兴、金华、芜湖、盐城、泰州、安庆、阜阳、亳州等城市属于这一类。

　　腰部城市中的较好者多是因以旧换新、消费券等政策起到良好作用，或是在电商和文旅方面表现优异。比如绍兴的“普惠民生”消费券门槛低、折扣大、使用范围广，刺激消费卓有成效，社零增速达6.7%。哈尔滨承接“冰雪经济”的红利，亚冬会带火“尔滨”文旅消费190亿。还有金华市作为中国小商品之都义乌的所在地，搭上今年国内和跨境电商的红利，2024年社零增速也达到了5%。

　　万亿城市消费不振的五大原因

　　万亿城市作为经济规模最大、产业结构最更新、外来人口最多、社零总额基数最高的一组，却是消费衰退最严重一组城市，值得反思。2024年27个万亿城市的平均社零增速为2.6%，平均消费占GDP比例为34.7%，均为四类城市中最低值。

　　细看万亿城市内部（参考表2），北上广作为一线城市社零衰退最为严重；此外天津是负增长，济南、佛山、东莞也趋于0增长。

表2. 2024年万亿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

　　2024年万亿城市消费疲软特别明显，但却不是新现象。对比2017年（中美贸易战之前），万亿城市社零增速已经是四类城市最低（参见后文表4）。按理来说万亿城市新产业规模大，居民收入高，消费供给丰富，似乎不该有如此低的增速。为探索其中原因，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回顾了解释中国消费的文献，结合上海消费者调查问卷，有如下发现。

　　第一，社零指标不利于计算万亿城市的消费。社零统计的是企业以零售的形式卖出去的实物货物总值，不包括居民在外地的消费、发货地不在本地的网购消费，也不包括服务消费和非正规消费。因此消费能力较强的万亿城市居民在外地的消费和服务消费不计入本地社零。同时，万亿城市消费的主要增长点来自新品牌和新企业，但这些“新势力”尚未来得及纳入当期统计范围，因此也不反映在社零中。

　　第二，万亿城市高收入群体因预期变化转向保守消费。在522份有效问卷样本中，有63.03%的受访者表示2024年消费偏好转向实用和保守，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对收入和资产预期的变化（52.68%），其次才是收入和资产已经发生的变化（41.00%）。其中，月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消费者，因预期变化转向保守消费的比例就越高。这说明万亿城市的高收入居民，对经济形式的判断更为敏感，需要有效调整他们的预期才能进一步拉升消费。

　　第三，大城市生活成本较高，需进一步保障民生来改善预期。在522份有效问卷中，呼声最大的促消费政策是“改善社会保障，降低预期风险”，有58.62%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一选项。其次才是“提高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53.83%）和“稳定房地产价格，保障金融市场平稳运行”（49.43%）。万亿城市房价高、物价高，没有本地户籍的常住居民数量也多，如果不能提供更好的保障，那么居民储蓄率就会拉升，影响消费。

　　第四，万亿城市消费供给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522份样本中，45.98%的生存类消费品消费者表示当前需求尚未被供给满足，希望在市场上看到更多选择，而享受类消费品消费者的这一比例是51.34%。也就是说，哪怕在万亿城市，消费品供给仍然有可提升的空间。比如，在对当前消费供给“非常不满足”的受访者中，有57.14%来自于“社群消费者”。社群消费是一种新型消费业态，提示大城市还可以继续提升消费供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第五，万亿城市仍将更多收入转移到企业和政府，保障科技产业的高风险投资。中国的消费水平一直比较低，除了居民因缺乏保障而有较高的储蓄率之外，还因为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较低，这是由中国“重投资、重制造、重出口、轻人、轻消费”发展模式决定的。当前万亿城市承担了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战略责任，需要大额、集中的投资，且回报周期长、风险大，可能挤压消费。

　　大城市需要得到特别重视，因为全国来看，小城市高增速不能抵消大城市低增速。2024年175个可用数据中，上海 1%的社零衰退，就能抵消社零总额最低的43个城市1%的增长之和。此外，大量高增速小城市靠吸收外地消费转移来维持增速，万亿城市消费意愿降低，对周围城市终有打击作用。

　　再看“城市群”：长三角挑大梁，珠三角迎挑战

　　在中国的四大城市群中，长三角城市群的消费体量最大，发展最均衡，平均增速最快（参见表3）。2024年长三角社零消费总量占全国25.33%，是其他城市群的三倍左右，其中浙江（4.0%）、江苏（4.6%）、安徽（4.7%）增速均高于全国水平（3.5%）。长三角当前优势，是由几个万亿城市相对高增速带来的，特别是江苏的万亿城市。比如苏州和南京以10043.74亿和8552.75亿的社零规模，仍保持了4.8%和4.3%的增速，对区域贡献明显。

　　社零增速表现第二好的是成渝城市群，虽然消费总量稍弱。成渝城市群的带头城市重庆和成都表现都很好。重庆社零总量仅次于上海，却保持了3.6%的增速，这是2024年社零总量排名前五城市中的最高增速。成都以10327.1亿的社零总额在全国排名第7，增速达到3.3%在万亿消费城市里仅次于苏州（4.8%）和重庆（3.6%）。成渝城市的消费增速良好背后原因或许和当地火热的饮食消费和消费设施投入有关。

　　社零总量排名第二的是环渤海经济区。其中主要是山东的几个城市——青岛、烟台、大连——表现相对亮眼，增速分别达到了4.2%、6.0%和3.9%。这些城市消费情况较好的特色原因较难从现有资料确认，大量报道表明它们实施了一套复杂的“组合拳”，包含各类热门的消费政策（比如以旧换新、消费券、首发经济、文旅经济、消费中心建设都搞）。

　　整体表现相对较弱的是珠江三角洲，15个城市平均增长只有0.71%。火车头深圳、广州，增速分别为1.08%和0.03%；腰部城市增速也徘徊在0附近，没有展现其他城市群腰部城市的5%以上增速。其中深圳情况相对较好，可能与虹吸香港消费有关。而佛山、东莞等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城市受房地产下行和产业转移的影响，以家具、家电、电子组装等为主的制造业受打击，而制造业城市聚客力弱、商业氛围不足、商业同质化竞争等问题凸显，承接旅游转移消费程度也有限，影响了消费增速。

表3. 2024年四大城市群所有城市的GDP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

　　综上而言，考察城市群相比关注单独的城市能够发现明显的外溢性。

　　第一，腰部城市可以承接区域“火车头”的消费转移，通过服务大城市高收入群体，来保持社零增速。比如很多上海居民会在江浙沪旅行度过周末，以弥补本地缺乏自然风景的限制。

　　第二，腰部城市和尾部城市通过承接区域“火车头”的产业转移，带动当地的提高收入，进而拉动消费。上海作为区域创新策源地，苏州作为高科技制造业中心，杭州作为数字经济第一城，有效将产能转移到周边城市，带动长三角城市抓住“新质生产力”时代机遇，保住了居民收入。

　　全国城市社零增速首次低于GDP增速，处理内需衰退刻不容缓

　　2024年，不同城市和城市群的消费情况呈现出不同特点。其中，城市群的腰部城市表现优于头部和尾部城市，长三角城市群的表现也优于其他城市群。这一现象的本质原因在于，不同城市正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和产业结构各异，而各区域的经济发展又相互影响、各具特色。这反映出，在同一宏观经济环境下，不同经济生态在消费表现上的个性化和差异性。这也提醒我们，城市之间的消费发展经验难以简单地相互借鉴。

　　但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几乎所有城市的消费数据都相较前几年萎缩，这体现了基于全国经济环境的共性变化。表3展示了2017年全国375个地级市和直辖市的GDP和社零变化。2017年，中国制造的出口还未受到明显阻碍，房地产行业和土地财政还如日中天，各类经济指标一片繁荣。2024年相比2017年（参见表4），GDP在10000亿以下的城市社零总额均值有所下降，社零增速全线下降，社零占GDP比重全线下降；当然，GDP增速也从7%左右变成了5%左右。

表4. 2017年城市GDP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是正常年份首次出现的社零增速低于GDP增速的情况，另外三次社零增速低于GDP增速的时间分别是2003年“非典”时期和2020、2022新冠疫情隔离期（参见图1）。

　　在全国层面处理内需衰退问题已经到了一个刻不容缓地步。具体原因有两个。

　　第一，地方促消费往往只考虑能提升本地社零的方案，不能做到全局最优。比如，如果某个地方的主要零售企业没有纳入本地统计，那么哪怕该地是主要的消费地，当地政府也不会优先促进这类消费；因为哪怕补贴了消费券，也是计入外地社零，对考核本地政绩无用。

　　第二，从根源上提振消费预期，很多事权不在地方。比如进行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医疗、养老、教育的成本，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对高薪行业进行稳定、可预期的管理，持续认可民营企业和欢迎外资企业；制定扩张性货币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低迷消费给予适当刺激；改善出口的外部环境，护航企业出海等。

　　进一步说，结构性促消费，需要调整经济发展的模式，此事也须全国统筹。比如，加大居民收入在分配中的比重，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进行地方税改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