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近日，上海师范大学、南昌大学、西南医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相继宣布延长硕博研究生学制。这是继哈尔滨工业大学、陕西理工大学等高校2023年先行调整之后，又一批高校作出的明确选择。延长学制已经不再是个别学校的“试点”，而是研究生培养领域正在全面铺开的趋势。

　　不少人看到这类消息，第一反应是与就业相关——让毕业生晚一点进入就业市场，以时间换空间，能缓解眼下的压力。延迟毕业确实会在短期内减少当年的求职人数，但如果仅仅把一轮改革理解为缓兵之计，恐怕就误读了改革的初衷。真正推动学制延长的力量，来自研究生培养环节越来越突出的矛盾。

　　先看博士生群体。教育部数据显示，2020至2022年，博士生延期率分别达到65.4%、63.5%和64.1%，即毕业的博士生中有超过六成属于延期毕业生。有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班上40多人能按时毕业的仅有个位数。厦门大学早在2014年将博士生学制从三年延长为四年时就曾披露，此前三年学制下的准时毕业率不足四成。换句话说，过半博士生事实上根本不能准时毕业，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三年的时间想要完成一项有深度的学术研究确实捉襟见肘。而高校为了解决延毕问题也想了很多方法。2025年，上海交通大学公布新规，不仅对延毕博士生划出明确红线，更将导师、院系的利益与学生培养进度深度绑定，彻底打破了“博士延毕，只罚学生”的固有格局。

　　专业硕士生的情况同样如此。两年制专硕长期面临第一年上课、第二年实习、赶论文、找工作的紧张时间表，实践训练被严重压缩，很多学生还没有真正进入专业状态就要离开校园。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把全日制硕士从两年调整为三年，正是为了让专业学位研究生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课程学习、实践训练和论文写作，把“专业”两个字落到实处。

　　回顾我国研究生学制的演变，其实经历了“长－短－长”的动态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学术性硕士基准学制为三到四年，博士为四到五年；1981年后逐步形成“学硕三年、博士三年”的基础框架；随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带头实行硕士研究生2年制培养模式；到2010年前后，一批重点高校又陆续将学硕恢复为三年。如今这一轮延长，是高校根据科研规律和社会需求做出的又一次主动调准，也是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做出的积极尝试。

　　近年来，延期毕业带来的经济和心理压力引发社会关注。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罗永章曾指出，博士延期毕业的主要原因包括课题难度大、部分博士生精力分散以及科研能力不足，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优化培养过程而非仅仅延长年限。这也提醒我们，延长学制的同时，培养模式的改革必须同步跟上，问题不在于“三年还是四年”，而在于多出来的这一年如何安排。培养方案更加科学、导师指导更加到位、实践环节更加扎实，延长学制才能起到实质性作用。这一次，我们不妨给高校多一点耐心，也期待它们拿出实实在在的配套方案，把多出来的这一年时间真正变成研究生的“能力增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