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战略资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当前，我国正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才红利转变，这一深刻转型对人力资源开发提出了全新要求。我国就业领域总量压力依然存在，但更为突出的是“有活没人干”与“有人没活干”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即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长期短缺，而部分专业的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困难，这深刻反映了人力资源供给体系响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错位与滞后。职业教育是将人口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的基本通道，要从根本上破解供需错配问题，必须科学研判人力资源发展趋势，系统重构职业教育的目标定位、结构层次与培养模式，不断发展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科学研判人力资源发展的趋势特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能停留在经验和直觉层面，而要基于大数据和跨部门协同，从产业、空间、人口等多重维度刻画人力资源发展的全景图，这是教育供给侧改革的认识论前提。

　　从产业维度看，技能需求呈现多样化、数字化、绿色化。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传统产业对劳动力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组合不断提出新要求，多样化、数字化、绿色化特征日益突出。在多样化方面，研发设计、工艺优化、精密制造、技术服务等环节需要大量既懂理论又精操作的现场工程师和高水平技能人才，传统岗位边界日益模糊，单一操作型技能岗位逐步被自动化和智能装备替代。工业互联网、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要求从业者兼具数字素养、专业技术与跨领域协作等复合型能力，能够理解数据流、操作数字孪生系统并与上下游环节高效协同。在数字化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应用正在引发职业替代与创造的双重效应，简单重复的文案处理、基础编程、客服等岗位面临被替代风险，而人机协作、AI训练、数据分析等技能需求快速攀升。在绿色化方面，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催生了碳交易员、碳排放管理员、新能源装备运维师等全新职业群体，传统高碳行业从业人员需要接受系统的绿色技能再培训。面对人力资源需求侧正在经历的这一深刻变化，如果供给侧的层次结构和技能结构未能同步迭代，结构性缺口将持续扩大，大量劳动者将被边缘化。

　　从空间维度看，区域差异化发展亟待人才精准响应。当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征较为突出。城市群、都市圈是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主要承载地，对创新型、技术型人才形成强大虹吸效应；而广大县域和乡村一线，急需大量留得下、用得上的实用型技能人才，包括农产品深加工技术员、乡村旅游规划师、农村电商运营者、新型职业农民以及返乡创业带头人等。与此同时，中西部部分地区和资源枯竭型城市面临产业转型压力，大量传统产业工人亟待转岗再就业，再培训需求极为迫切。如果职业教育采用“一刀切”式的培养标准和专业布局，必然无法解决愈演愈烈的人才供给与地方需求的空间错配问题，形成“大城市人才竞争过度、县域和乡村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恶性循环。因此，研判人力资源发展趋势，必须将重心下沉至区域层面，以地方经济图谱和产业发展为基准，精准画像本地化、特色化的人才需求，发挥职业教育在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

　　从人口维度看，劳动力总量缩减与年龄结构老化改变了长期供给曲线。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2012年达到峰值9.3亿人后转入减量化阶段，2025年为8.5亿人。我国劳动力资源虽仍位居全球前列，但依靠规模扩张的粗放式供给模式已难以为继。与此同时，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正加速推进，2025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达3233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3.0%。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的施行，意味着大量存量劳动者需要延长职业生涯，并持续更新技能以适应岗位需求变化。从长远看，少子化趋势将减少新增劳动力供给，存量劳动力规模将持续降低。在这一背景下，由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就成为必然选择，必须从以量取胜转向以质取胜，通过提升每个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来弥补数量缺口。职业教育不仅要聚焦在校学生的培养，更需承担起面向全体社会成员、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技能开发使命，以质量对冲数量变化，以素质替代规模递减，促进人力资源供需的战略平衡。

　　科学研判人力资源发展的多维趋势特征，不能仅靠单一部门的零散信息，迫切需要建立跨部门的协同机制和智能化的预测预警平台。要建立发展和改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业和信息化、教育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汇聚企业用工、社保缴纳、招聘平台、专利产出等多源大数据，构建覆盖各行业、各产业、各职业的全国性人力资源需求预测预警平台，及时发布分区域、分行业、分岗位的紧缺人才目录，前瞻性描绘技术变革对职业岗位影响的动态趋势，对人才培养的规模、结构、层次等发出引导信号。与此同时，需建立技术变革对岗位技能需求的常态化评估机制，密切跟踪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生物技术等颠覆性技术对就业结构的冲击，及时向职业教育系统传递调整信号。

　　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匹配的职业教育体系。基于对未来人力资源发展趋势特征的科学研判，职业教育体系的重塑必须精准锚定人才供给的规模、结构、质量、节奏与市场需求。

　　基于市场需求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提升人力资源供给的结构匹配度。人力资源供需错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院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显著错位与时滞，“产业已经转型，专业还在招生”的现象并非个案。对此，必须建立刚性约束与柔性响应相结合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健全以就业质量、产业匹配度和区域稀缺性为核心指标的专业预警体系，对连续多年就业率低、就业质量低、就业稳定性低的专业坚决予以缩减或停办，将招生计划和财政资源集中投向国家战略急需和民生紧缺领域。采取产业规划、人才规划、教育规划“三规合一”的协同模式，由地方发展和改革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共同编制职业院校专业布局指导意见，使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链、创新链紧密咬合，实现产业发展到哪里、人才储备就跟进到哪里。在教学层面，将行业企业的最新标准、先进技术、主流工艺及时转化为课程内容，将典型工作任务和岗位能力模型嵌入专业教学标准。切实改变“用昨天的知识教今天的学生去应对明天的需求”这一困局，大力推进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的开发和迭代，聘请行业领军人才和一线技术专家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评价，确保人才供给结构与产业需求变动实时匹配，以专业结构优化带动人力资源结构优化。

　　推动产教融合走深走实，提升人力资源供给的质量匹配度。人力资源供需应当在培养过程中主动匹配，而非毕业后在漫长磨合中被动匹配，这要求产教双方真正结为利益和命运共同体，进行深度嵌构。当前，产教融合在一些地方仍停留在企业提供实习岗位、学校输送廉价劳动力的浅层阶段，尚未触及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制度安排。必须通过立法和政策创新，让企业由教育的旁观者转变为深度参与者乃至共同办学主体。全面推行并完善中国特色学徒制，探索企业出岗位、学校出培养方案、校企共同投入共同评价的培养模式，使后备技能人才在真实生产环境中以准员工身份接受系统性训练，形成无缝对接企业需求的职业素养和实操能力。同时，大力建设集实践教学、真实生产、社会培训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鼓励企业以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举办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打造“校中厂”“厂中校”等嵌入模式，使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在企业真实场景中融为一体。此外，人力供给质量的关键在于教师，要改革职业院校教师准入和评聘制度，建立“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和企业实践制度，打通校企人员双向流动的“旋转门”，将更多企业技术骨干、劳动模范、大国工匠深度引入专兼职教师队伍，让最了解技术前沿和需求前沿的人来培养未来满足需求的人。

　　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开发体系，提升人力资源供给的韧性。当前，技术迭代速度日益加快，职业技能的“半衰期”显著缩短，这意味着人力资源供需匹配不再是“一次教育、终身使用”的静态概念，而是一个持续动态调整、不断再匹配的终身过程。为此，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超越学历教育的围墙，统筹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构建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贯穿学习和职业生涯全过程的终身职业技能开发体系。依托职业院校、开放大学、企业培训中心、社会培训机构等多元主体，广泛开展面向转岗再就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退役军人、大龄劳动者和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等群体的转岗性、提升性技能培训，尤其要关注受人工智能影响较大的可替代岗位从业者的再就业技能培训。加快探索建立“学分银行”制度，推行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和信息平台，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正规学习与非正规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与转换，打通学习、技能认证、就业、再学习的终身进阶循环。同时，大力弘扬终身学习文化，推广个人学习账户和电子学习档案，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技能进阶路径规划。通过完善的终身职业技能开发，把可能出现的局部劳动力过剩资源迅速疏导为匹配新需求的活水，使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具备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强大韧性。

　　营造供需长效匹配的人力资源发展生态。发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作用，不能仅依赖学校一端的自觉调整，只有形成坚实的制度环境和良好的发展生态，才能稳定、持久地释放效能。如果说体系构建回答的是“如何系统重构供给端”，那么生态营造回答的则是“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来保障这种重构持续运转”。前者是行动方案，后者是制度保障，二者共同构成从短期调整到长效运转的完整闭环。

　　健全基于能力本位的国家资历框架。打破长期以来“唯学历”“唯文凭”的人才评价和社会分选机制，是引导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根本性制度安排。国家资历框架是衡量、沟通、衔接各级各类教育资历、职业资历的等级和通用标准，对于全面推进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必须加快出台国家资历框架，建立以教育资历与职业资历为核心的学习成果认定、积累与转换制度，明确各级各类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证书之间的横向对应和纵向衔接关系。目前，广州等地已启动国家资历框架区域性试点工作，在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之间推进评价标准互认、发展路径融通。应在试点基础上加快全国推广，使每一位劳动者的职业技能都可追溯、可累积，并得到全社会认可。技能人才在不同用人单位、不同区域乃至不同行业之间流动时，需要从根本上畅通技能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实现通道，使其技能价值被公平识别和认可，如此也能够引导更多青年和劳动者依照市场需求注重对自身技能提升的投资。

　　健全成本分担与激励约束机制。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稳定多元的经费保障，更需要建立企业深度参与的利益回馈机制。应强化各级政府的投入责任，落实新增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的决策部署，确保地方教育附加费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逐步提高生均拨款水平。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税收优惠、金融支持、土地划拨、信用评价等政策组合拳，让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企业在付出真实培养成本后，能够获得制度化的价值补偿和市场声誉。扩大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范围，对纳入目录的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等组合式激励，使产业的需求侧有内在动力主动融入教育的供给侧，形成人才培养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长效机制。

　　健全平等就业与技能溢价的市场制度。人力资源配置的方向归根结底由价格信号即薪酬待遇和发展预期来调节。只有切实提高技能人才的经济收入、保障条件和社会地位，才能使“学技能、有技能”成为全社会认同的优质人力资本投资信号。必须坚决破除各类隐性壁垒，落实技能人才在工资薪酬、职称评定、城市落户、评优表彰、事业单位招聘等方面的平等保障。健全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制度，推动企业建立体现技能要素价值的分配制度，实行岗位薪酬与岗位价值、技能等级双挂钩办法。坚持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让劳动者的技能溢价可感知、可预期，从市场需求侧强劲拉动职业教育供给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

　　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促进人力资源供需匹配，将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规模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磅礴动能，让亿万劳动者在供需精准匹配中实现人生价值、获得全面发展，不仅是教育肩负的时代使命，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路径。当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在技能提升中看见希望、在职业发展中找到尊严，人力资源的活力便会在全社会充分涌流，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最深沉、最持久的人才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