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是“治理理念创新+数字技术创新+政务流程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的系统性、协同式变革，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需加快推动大数据与政府治理深度融合，对政务流程、组织构架、功能模块等进行数字化重塑，系统推进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环境治理、政府运行“六位一体”数字化转型，构建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数字政府。

　　数字政府是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智慧社会三大国家战略纵深推进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作为全国数字经济先发省和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浙江大力建设“数字经济”一号工程①，将数字政府作为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基础性工程，在全国率先建成省级政务云服务体系和政务服务“一张网”，实施全国第一部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政府规章，在全国率先编制《数字政府建设总体方案》，争创政府数字化转型先行区和示范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委托国家行政学院评估并发布的《省级政府网上政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浙江2015、2016、2017连续3年位居省级政府网上政务能力榜首，以浙江为样本深入剖析其数字政府建设路径对全国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具有参照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数字政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和战略抉择数字政府是公共治理理论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催生的热点问题，强调以需求为导向的数字化变革推动政府理念革新、职能转变和体制机制重塑，逐渐成为数字治理理论应用的新动向。Patrick Dunleavy在其2006年出版的“Digital Era Governance：IT Corporations，The State and E-Government”中首次对数字治理作了系统阐释，随后理论界将数字治理理论引入新公共管理，掀起了数字政府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浪潮。数字政府治理研究并不局限于政府治理方式，更深层次的是探索政府机构改革和权责碎片化的重新整合、政府体制机制的系统优化和流程再造、政务服务全面数字化变革，从本质上讲旨在处理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社会“自治之手”的逻辑关系，提高政府治理效能、行政质量和公信力，加速实现“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数字政府并不局限于ICT技术在政务领域的应用，而是“治理理念创新+数字技术创新+政务流程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协同推进的全方位变革，以大平台、大数据、大系统、大集成为战略导向，以数字化、协同化、透明化、智慧化为实施路径，以跨部门跨系统跨地域跨层级高效协作为重要支撑，对政府数字化思维、数字化理念、数字化战略、数字化资源、数字化技术等相关因素进行最大化集成，从而撬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从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看，数字政府是催化数字经济快速释放、融合、速增的关键性支撑。

　　(二)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看，数字政府是加快推动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以及社会互动信任化的迫切要求。

　　(三)从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看，数字政府是对政府自身改革进行全方位、全领域、全时空系统性和数字化重塑的战略支点。

　　二、数字政府“六位一体”构架与实施路径运用数字技术深化政府改革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必然方向。韦斯特认为，数字政府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公告板”阶段、部分服务供给阶段、系统服务的门户网站阶段、互动式民主阶段。[13]Klievink & Janssen从组织变革的角度提出，以数字政府系统为基础的协同型政府建设经历“火炉管”式组织、整合化、全国性入口、组织间整合以及需求驱动的协同型政府五个发展阶段。[14]数字政府越往高级阶段发展，越需要以公众需求为导向，注重政务服务的高效性、精准性、集成性以及安全性。从我国各地看，浙江率先制定实施数字政府建设总体方案，采取“重点突破期”“全面普及期”“深度发展期”三步走战略(见表1)，对全国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具有引领性和示范性。①浙江改革试点的启示意蕴在于，数字政府的实施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同构性、协同性特质，亟待全方位推进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环境治理、政府运行“六位一体”数字化转型(见表1)。

　　(一)聚焦聚力推进经济调节数字化，靶向是增强经济形势分析研判和行政决策的时效性、系统性及精准性。

　　(二)聚焦聚力推进市场监管数字化，靶向是构建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双轮驱动的对市场主体进行全生命周期监管的新型模式。

　　(三)聚焦聚力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靶向是构建“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证办理”的数字政务新模式。根据《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2003年全球提供在线服务的只有33个国家，而目前已有148个国家，公共服务数字化是大势所趋。

　　(四)聚焦聚力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靶向是实现联动式协同、可视化指挥、智慧化分析以及闭环式管理。

　　(五)聚焦聚力推进环境治理数字化，靶向是围绕水、大气、土壤、森林、绿地等基本生态元素建立“天—空—地”组网实时在线监测体系。

　　(六)聚焦聚力推进政府运行数字化，靶向是针对行政执行力不够强、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不到位等突出症结制定针对性、操作性和实效性强的解决方案。

　　三、数字政府“六位一体”构架的底层技术支撑数字时代提供的工具、技术、方法帮助政府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更好的效果实现政府的数字化服务，但政府数字化效应的最大化呈现并非易事，利用ICT技术再造“六位一体”数字政府构架体系和改善政府在线服务质量，亟须对政府系统的数据共享技术、数据采集技术、数据标准、数据安全技术等底层技术进行集成运用，以支撑和保障政府组织高效响应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转型需求。

　　(一)瞄准“信息烟囱”和“信息孤岛”，夯实数据共享技术支撑。

　　(二)坚持数据集成和数据应用相辅相成，夯实数据采集技术支撑。

　　(三)以数据价值最大化释放和应用为导向，夯实数据标准支撑。

　　(四)针对大数据风险敞口，夯实数据安全技术支撑。

　　四、数字政府建设的制度供给与协同改革数字政府涉及诸多条线和模块且与外界存在实时互动，是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构筑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机制和操作路径，促进线下实体政府和线上虚拟政府高度融合和无缝衔接，建立政务高效化、服务线上化、治理精准化的新型政务运行模式，必须从国家层面进行系统设计、协同改革以及政策支持。

　　(一)加强顶层设计是数字政府建设的根本保障。

　　(二)深化政务改革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手段。

　　(三)构筑统一平台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前提条件。

　　(四)推行“掌上办事”是数字政府建设的落脚点。

　　五、结语与展望数字政府事关全球新一轮营商环境较量，③我国政府数字化转型之路依然任重道远。根据早稻田大学发布的《2017国际数字政府评估排名研究报告》，中国得分52.865，在65个参与评估的国家中排名第44位，远低于新加坡(91.057)、丹麦(88.739)、美国(87.117)、日本(81.236)、爱沙尼亚(81.198)等国家。数字政府为政府自身改革带来广阔空间的同时，对政府治理理念、治理结构、行政程序、政务质量、业务流程、制度供给、机构改革等也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25]在各国纷纷抢占数字政府、智慧政府或“政府3.0”制高点的背景下，我国亟待实施政府持续转型行动，推动数字政府不断迭代和升级。　　  (一)“云上政务”很可能是“互联网+”政府的下一个浪潮。

　　(二)“移动政务”(m-government)领域和边界不断拓宽。

　　(三)“智慧政务”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靶心。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的法律制度与政策支持研究”(编号：15ZDC023)　　作者：刘淑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省信息化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