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元旦之夜，我坐在书房里，通过手机屏幕观看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直播。金色大厅里，里卡尔多·穆蒂挥动指挥棒，《蓝色多瑙河》的旋律缓缓流淌。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四十年前的一个场景。1982年，我在浙江大学读书。系里有一位教授是古典音乐爱好者，他有一台双卡录音机，还有几盘翻录了无数遍的磁带，其中就有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选曲。有一回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们：“这些曲子，是每年元旦那天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现场演奏的，全世界只有一千多人能坐在里面听。”有同学问：“那我们听的磁带是从哪里来的？”教授说：“录音，然后翻录、再翻录。但无论如何，我们永远不可能坐在那个大厅里。”这话放在今天，学生们恐怕难以理解。但在当时，那是常识——服务是同时同地的，你想听音乐会，就得去维也纳；你想看医生，就得去医院；你想上课，就得坐在教室里。服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必须在同一个时空里相遇。这个铁律，持续了数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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