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 微

　　自2013年中国首倡共建“一带一路”以来，中国与世界多国合作迅速扩展，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50个国家签署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阶段，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与民心相通五大领域的深化合作。一是合作范围由传统基础设施向多领域延伸。中国不仅在共建国家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而且还将合作领域拓展到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以及政策协调、文化与教育交流等领域，真正实现了“硬联通”到“软联通”和“心联通”的延伸。二是参与的行为体更加多元化。共建“一带一路”主体包括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区域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私人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等，包容性不断增强。三是“一带一路”项目的综合效益不断提升。近年来中国加强对合作项目的可持续性、金融风险管理与“质量优先”原则的重视，资金融通模式从传统大规模贷款向更商业化、以人民币计价的融资模式调整，并与共建国家在债务可持续性、项目可行性评估等方面加强协商与制度建设。同时“一带一路”也加强了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对接。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各方特别是全球南方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一是为全球南方弥补发展“结构性短板”提供系统性支撑。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聚焦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基础设施不足、产业基础薄弱、融资渠道有限等瓶颈，通过“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的综合推进，形成系统性改善条件。通过推动交通、能源、通信等领域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显著降低了全球南方的物流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改善发展环境，并以区域联通为导向，推动跨国、跨区域协同发展，增强整体发展韧性。二是为全球南方融入全球和区域产业链创造现实路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通过园区建设、产能合作和配套产业引入，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当地生根，积极帮助资源型经济体逐步摆脱对初级产品出口的单一依赖，向加工制造和增值环节延伸，为全球南方实现从“资源供给者”向“产业参与者”的转变提供了现实可能。三是为全球南方实现绿色转型和数字跃升提供“跨越式机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绿色发展和数字合作作为重点方向，为全球南方避免“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提供条件。通过支持建设新能源、电网升级、节能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能源安全与可持续性，促进中国与共建国家在通信网络、数字支付、智慧城市、电子政务等领域的合作，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从而为全球南方实现“同步现代化”而非“滞后追赶”创造了重要窗口。四是为全球南方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制度参与度提供平台。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强调“发展议题优先”，推动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减贫、发展融资、基础设施等核心关切，促进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增强全球南方之间的横向联系，减少对单一中心的依赖，通过标准对接和机制合作，推动发展中国家更深度参与国际规则塑造，有助于全球南方从“规则接受者”逐步转向“规则参与者”和“议题设置者”。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南方提供的是一套“可持续、可参与、可复制”的发展机遇组合，不仅有助于改善当下的发展条件，也为其在未来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提升奠定基础。这也是其在当前国际环境中持续获得广泛响应的根本原因。

　　当前，共建“一带一路”在由“规模扩展”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伴随着外部环境与内生条件的深刻变化，面临的不确定风险也在上升。一是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地缘政治与阵营化冲击上升。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地缘政治竞争外溢至经贸、金融和技术领域，“选边站队”“安全泛化”倾向加剧。部分国家将“一带一路”项目政治化、标签化，将发展合作嵌入大国博弈逻辑。二是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项目收益与融资可持续性承压。一些共建国家财政空间有限，一些合作项目回报周期长、融资结构单一、现金流不足的问题更加凸显。三是部分合作国家治理能力与实施能力不足。一些低收入或脆弱经济体，法律体系、行政效率、监管能力不完善，政策连续性不足，政权更迭带来不确定性，以及本地配套能力和人力资源不足，影响项目落地效果。

　　为有效应对系统性、结构性挑战，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深度合作成为现实选择。一是坚持发展导向，弱化地缘对立色彩，持续强化共建“一带一路”的公共产品属性。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要继续坚持开放、包容、非排他原则，强调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推动第三方合作、多边合作，坚持把共建“一带一路”锚定在“发展合作”而非“地缘工具”上。二是推进项目模式转型，提高可持续性与收益质量，从“项目数量优先”转向“质量与效益优先”。加强项目前期论证和全生命周期管理，鼓励更多股权投资、PPP、项目融资等市场化方式，注重现金流、运营能力和长期维护。三是强化能力建设，补齐合作国家“软约束”短板，关键不在“做多少”，而在“能不能被消化”。未来需要加大对规划、管理、法律、财税等能力建设支持，注重推动人才培养、本地化用工和技术转移，以及强化制度协同，而非简单复制模式，从而把外生投入转化为共建国家的内生发展能力。

　　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既是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的现实选择，也是其在复杂国际环境中持续发挥作用的根本路径。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