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姜 悦

　　近年来，美欧国家相继推出新一轮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美国明确表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美国赢得21世纪竞争至关重要，在基础设施、产业链、数字贸易、公共卫生等方面构建排他性经济联盟。美国在七国集团峰会上联合欧盟、日本等其他成员国先后发起“重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简称“B3W”）倡议和“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倡议（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简称“PGII”），并明确表示PGII旨在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高标准、透明性和气候友好的替代方案”。与此同时，欧盟启动“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计划，并与PGII构成美欧加强全球基建投资计划的主要平台，美欧均承诺将在2027年前为中低收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筹资。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大国在全球范围内基础设施领域的新一轮博弈，美欧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提出引发了其对“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广泛讨论。本文基于经济合作和经济援助的理论框架，探讨了美欧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在理论基础、项目模式和实践平台方面的显著差异。两者的差异性表明，美欧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对“一带一路”倡议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实际影响更多体现在战略层面的博弈，而在实践中两大倡议也存在合作空间。

　　在理论基础方面，美国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具有极强的政治和价值属性。它集中体现了美国在对外经济援助与经济合作中的价值取向和实用主义原则，强调改善受援国民主等附加性政治目标的要求，通过西方价值观的输出，迫使受援国和经济合作国家推进民主化进程。然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经济合作和援助项目不具有明确的政治属性。中国经济外交活动的指导思想是以经济为基础、“互利共赢”为原则的合作模式。虽然中国早期的对外援助外交也带有一定的政治外交色彩，但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对外援助方针和原则发生了很大变化，由起初的以意识形态为导向和寻求政治伙伴关系转为寻求经济伙伴关系，由无偿援助转为建立有偿的经济合作。随着经济增长和海外经济利益的扩大，中国的一揽子对外援助计划增加了基础设施发展项目、企业合资等内容。

　　在项目模式方面，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要以经济援助外交的形式，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则以经济合作的模式为主。在援助外交项目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济外交常常通过援助计划实施自身的国际政治和战略布局。西方国家采用的主要经济援助形式为无偿援助。虽然这是国际通行的官方发展援助模式，但这种模式也存在一定弊端。例如，援助国不能有效约束受援国的道德风险行为，或者因援助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委托—代理成本过高，受援国可能存在广泛的寻租行为。为了避免这一弊端，无息贷款与优惠贷款是中国对外援助比较常见的模式。“一带一路”主要是以出口信贷形式按优惠贷款利率提供给受援国。无息贷款与优惠贷款的援助模式需要援助国和受援国共同参与，有助于降低援助中的委托—代理成本，因而更有利于项目顺利实施以及受援国长期的经济发展。

　　从实践平台看，“一带一路”的合作方式以双边机制为主，而美国经济外交的实践平台通常是多元的。美国一方面推行以多边机制为主的官方对外援助，另一方面通过优惠合作机制等方式展开双边经济外交。中美对援助项目合法性的论述有所不同。美国将市场经济、民主治理和人权作为发展援助的基本原则，为其对外援助提供了合法性话语权，项目主要关注受援国的透明度、腐败、国家治理等问题。中国通过强调南南合作、无条件利他主义和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模式，项目侧重于关注受援国经济和产业发展、提高当地就业水平和技术水平等问题。在融资模式方面，美欧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调动“私人资本参与”，而“一带一路”基建项目的融资模式主要是利用国家财政资金，以“主权担保+政府贷款+国企承建”的模式，确保了项目的安全和可持续性。

　　虽然美欧提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但两大倡议在竞争的同时，也存在合作的空间。从经济角度来看，“一带一路”与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合作大于竞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带一路”倡议与美欧计划聚焦的部门有所不同。“一带一路”项目集中于基建领域，以道路交通为主，促进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的便利性。中国企业在交通、电力、通信等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具有较高的成本优势，因此投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交通、电力等部门。这类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东道国减贫和全球贸易发展有直接帮助。美欧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聚焦气候与能源安全、数字联通、性别平等和公共卫生等领域，投资的重点更加侧重全球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的新趋势。PGII的融资渠道主要为私营部门，私营部门投资项目考察的重点是回报率，因此传统基础设施不是私营部门首选的项目。二是全球基建投资的市场空间足够广阔，全球基础设施中心发布的《全球基础设施展望报告》显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的实际需求量大，且与目前投资趋势之间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因此“一带一路”与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满足发展中国家多元化的基建投资需求。

　　从大国战略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与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具有较强的竞争性。这种地缘政治上的竞争主要体现在投资区域上存在重合，重合集中在印太地区国家，该地区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重点投资的地区之一。美欧基建融资模式多元灵活，善于制定和运用国际规则，在面向东道国的舆论塑造、议程设置、社会沟通等方面经验丰富，这可能会给共建“一带一路”带来一定压力。但由于价值体系不同，在投资项目选择上存在一定的互补空间。西方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选择反映其实用性的特征，而中国的项目选择反映了其传统价值观和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特征。更重要的是，相互竞争的关系有助于双方持续优化自身计划。美欧反复强调基建投资的高标准、可持续、透明度原则，在客观上有助于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对标国际通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