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21世纪最宝贵的是人才，最稀缺的也是人才。什么是人才？早在《周易》中就提出“三才之道”，即“天道”“地道”“人道”，后来“人才”一词逐渐衍生出有能力的意思，并代指有专长的人。

　　古人说，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科技创新，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人才上，哪怕是大国竞争，说到底也是人才竞争。

　　那么人才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说人才是第一资源？

　　一是回溯历史，社会进步时亦是人类群星闪耀时

　　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曾说：“纵观中国历史，凡是升平昌盛之世，总是伴随着大批人才贤士的出现；凡是有作为、有建树的历史人物，对人才问题总是高度重视的。”

　　自古以来，我国就十分重视人才，并将用好人才视为兴邦大计。从周文王“磻溪访贤”寻姜子牙，到燕昭王筑“黄金台”广纳贤士，以及我们耳熟能详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请“卧龙”等故事，无不显示出古人求才若渴、善待人才。

　　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得更长、把视野放得更宽，从世界范围、人类历史来看，16世纪以来，全球先后形成5个科学和人才中心——

　　一个是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热潮中产生了哥白尼、伽利略、达·芬奇和维萨里等一大批科学家；

　　第二个是17世纪的英国，培根经验主义理论和“知识就是力量”的理念加速了科学进步，产生了牛顿、波义耳等世界大师，成为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导；

　　第三个是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营造了向往科学的社会氛围，产生了拉格朗日、拉普拉斯、拉瓦锡、安培等一大批卓越人才；

　　第四个是19世纪的德国，那个时候有举世瞩目的爱因斯坦、普朗克、欧姆、高斯、黎曼等一大批科学家；

　　最后就是20世纪的美国，集聚了费米、冯·诺依曼等一大批顶尖科学家，产生了贝尔、爱迪生、肖克利等一大批顶尖发明家……

　　正是这些与时代辉映的历史人物，让西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拥有了强有力的支撑，也让整个时代都熠熠生辉。

　　二是从战略上讲，人才是攻坚克难的“大国重器”

　　在美工作的钱学森欲回国时，得知这一想法的美国海军次长金波尔表示：“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5个师”。

　　古往今来，无论是精于制造的巧手工匠、博闻强识的文化大家，抑或是在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贤能之士，他们凭本事为自己赢得了认可，而他们深湛的专业本领与蓬勃的实践力和创造力，也给社会注入了一道强劲动能。如古语云，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

　　行业进步离不开人才。大到航空航天、能源勘测、电子通信，小到焊接、纺织，多年来，一批批“大国工匠”立足岗位、默默付出，以卓越的技能水准和持之以恒追求极致的奋斗精神，在各自领域为改进生产效率、提升行业竞争力等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浙江每年都会评选“最美浙江人•最美工匠”，有的是维修电工，20多年来始终战斗在维修第一线，有的是工具钳工高级技师，解决技术难题500余项，解决设备故障数千次，等等。

　　攻坚破壁少不了人才。“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很多科学家突破政治封锁、科研条件、技术难度等方面的层层难关，为我国站稳脚跟、提升国力作出了巨大贡献。像程开甲扎根大漠戈壁20多年，为我国核武器研究和核试验事业的开创隐姓埋名、殚精竭虑。他说，“我的目标是一切为了祖国的需要。‘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是我的信念。”

　　推动创新更不能没有人才。创新活动离不开其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人才，“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而今，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使命在肩，核心关键是涌现更多前沿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成果，亦是呼唤更多科技人才充分输出洞见、贡献智慧。

　　三是着眼未来，时代与人才彼此滋养、互相成就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老路，但无论哪条路，人才都是关键支撑。

　　在国际上，有两个标准常被拿来评判一个国家能否成为教育、科技、人才中心，一是重大科学创新成果占世界同期发明总数的比例，二是世界一流的学者、教授和优秀学生的集聚程度。据统计，2022年，我国人才资源总量达到2.2亿人，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第11位，人才比较优势日益凸显，我国从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迈进。

　　然而，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相比，我国还存在创新型人才队伍大而不全的问题，尤其是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新兴前沿交叉领域，创新型人才还不多，亟需一批领跑者和开拓者引领发展、驱动创新。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的当下，我们既要充满危机意识以应对新挑战，又要站上时代风口，如果此时不拼，那就会像19世纪那样，没有登上工业革命的历史快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超越”“赶不上”。

　　但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劳动关系变得灵活、工作内容趋于多样、工作方式富有弹性，各种新业态不断迸发，新就业群体持续涌现。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用汗水浇灌自己脚下的土地，用奋斗拼出了精彩的明天，用坚持赢得了鲜花和掌声。比如，快递小哥李庆恒凭着满腔热情练就一身绝技，获评杭州市D类高层次人才；靠把汽车喷漆技术掌握得炉火纯青，95后蒋应成在多个重量级赛事中斩获冠军，获评浙江省特级技师、“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

　　命运的光亮不只化作聚光灯照射在那些闪亮的人身上，也会如春天的暖阳铺洒在每一名平凡者前行的路上。

　　四是细观现实，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并非易事

　　现实地看，从供需错配、人才赤字、机制不畅等宏观“堵点”，到招不到人才、用不好人才、留不住人才等微观“痛点”，再到高层次人才储备不足，许多现实挑战都摆在眼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面临一些关键命题。

　　如何答“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钱学森之问”至今仍令人深思。杨振宁院士也曾就“国内科学家‘难产’的实际情况”连发三问，“是不是有这个现象？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到底重要不重要，值不值得去研究？”一连串的问题，问的是人才培养，是人才机制，也是年轻人的雄心壮志。

　　如何破“李约瑟难题”？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为什么曾经高度发达的中国科学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反倒是科学发展并不领先的欧洲取得了突破，发展出了现代科学？”“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和工业革命都起源于欧洲，而不是中国？”他纠结的问题或许针对历史，但我们思考的目光更应触及未来。比如，怎样更好地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怎样优化人才评价标准导向，对不同类型的人才制定科学的标准体系？怎样营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氛围，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如果说“钱学森之问”“李约瑟难题”关注的是如何培养人，那么我们还应重视一个问题——培养什么样的人？中国人向来讲求德才兼备。有才无德，“人才”就可能滑落为“人渣”，其害尤烈。正如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心怀“大我”方能成就“大才”，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各类人才都需要深怀爱国之心、砥砺报国之志，在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中找准前行坐标。

　　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人才”这两个字从来都不遥远，若人人尽心而为、尽己所能、尽展所长，则都能在各自领域成长成才、发光发热。浙江新春第一会将落笔“第一资源”，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