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而我国的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城镇化率）从1978年不到18%，提升到现在的67.89%。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城镇常住人口超9.5亿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政府工作十大任务，其中一项就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

　　城市化带来的人口与资源聚集，极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各行各业得以蓬勃发展。但这也带来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人口膨胀等问题。有人将城市的这些不良反应，统称为“城市病”。一面是城市化的进程不可逆转，一面是“城市病”带来现实挑战，对如何建设城市提出了新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城市是有生命的，面对这个特别的生命，我们该如何与之共处，又如何规划它的未来呢？

　　一

　　“城”与“市”曾是分离的概念，“城”指一定地域上用作防卫而围起来的墙垣，“市”则指进行交易的场所。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与社会分工的深化，二者逐渐融合，城市作为人类聚居的新形态应运而生。自城市诞生之日起，治理者便开始对其进行规划，而东西方文明不同的土壤，也孕育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规划理念。

　　东方农耕文明注重顺应自然，在城市规划中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比如选址讲究“风水”，其背后并非玄奥迷信，而是古人对地理、地形、气候、土质等因素的科学勘察与综合评估，核心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又如筑城则讲究“道法自然”，让城市顺应山水形势、气候条件而建，使自然景观成为城市肌理的一部分。如苏州古城“水陆并行、河街相邻”便是典型。还如，布局特别讲“规矩”，《周礼·考工记·匠人》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社稷坛在哪，市场摆哪，都有严格的礼制规范。

　　相较之下，西方封建领主制下的城市布局则呈现出鲜明的宗教与权力象征色彩。城市中心往往矗立着广场、教堂与雕像，彰显统治者的权威。然而，这种空间结构也暴露出社会的不公与压迫，促使思想家们将理想社会的愿景投射于理想城市的构想之中。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描绘了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岛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则以几何化空间、对称放射的街道、封闭自足的城市形态，描绘出秩序井然的理想图景。这些构想虽多流于空想，却深刻影响了后世欧洲城市的规划设计。

　　进入工业时代，城市规划的变革往往是由现实问题驱动的。比如19世纪的伦敦，因人口激增导致贫民窟蔓延、传染病肆虐。为控制疫情，城市开始改善下层阶级的住房状况，并以立法手段严格规范街道宽度与建筑高度，开启了现代公共卫生导向的城市规划。同样，为应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带来的交通拥堵、卫生恶劣等市政难题，巴黎进行了“外科手术式”改造，开辟宽阔的林荫大道，系统建设地下给排水网络，不仅重塑了城市景观，也奠定了现代城市基础设施的雏形。

　　二

　　近年来，我国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为城市化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城镇化率稳步增长。与此同时，城市化过程也伴随着社会治理的深刻变革。

　　审视当下，我们的城市建设还存在一些错误认知或错误做法。有的领导干部认为城市化就是工业化，城市好不好，就看高楼多不多、工业强不强，热衷于“摊大饼”，习惯于楼与天争高、城与人争地。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逻辑，让城市空间疏离人的真实需求。也有领导干部过度关注空间摆布，却忽视历史积淀，只顾着“拆旧建新”，甚至“拆真建假”。没了旧巷子，拆掉了老街口，一堆“崭新”的建筑里再也装不下时间酿出的故事。还有领导干部习惯于城市规划的“拿来主义”，不考虑因地制宜，盲目跟风“网红模式”。“千城一面”，同质化的产业、同款式的仿古街区，最终成了城市肌体上难以代谢的“脂肪”。

　　当然，也有不少地方在规划时坚持以人为核心、尊重规律、面向未来，这些城市规划实践正在重塑着城市生活的品质与温度。例如杭州建设“15分钟无障碍生活圈”，从居民日常需求出发，让残障人士在步行一刻钟的范围内，便能享受便捷、安全的城市服务。又如不少城市推进的“海绵城市”系统规划，将城市打造为一块能够吸水、蓄水、渗水、净水的绿色基底，有效缓解内涝之痛，也让城市在面对气候变化时更具韧性与从容。

　　城市规划不仅是对土地与空间的安排，更映照着地方治理者的视野、格局与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一个地方领导政绩观的一面镜子。追求显绩，期望投入在短期内见效的领导者，往往倾向于“大拆大建”“标新立异”；而注重长远发展、秉持“以人为本”理念的治理者，则会尊重城市肌理、倾听百姓声音、关注细微需求。在笔者看来，一座城市的魅力，不在于它建造了多少摩天大楼，而在于它能否在发展中保留温情、回应期待，既让人“住有所居”，也让人“心有所属”。

　　三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座城市。每一座城市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体，而赋予这个生命体独特气质的，正是其自然禀赋与人文脉络。

　　有的地方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要么以牺牲绿水青山为代价大兴土木，要么为“造景”而“造绿”，搞大树进城、造山辟园，反而占据了人的生存空间。事实上，城市化与生态保护不是对立的，城市规划说到底是社会、经济以及资源、环境的系统性规划，它没有标准答案，却考验着各地因地制宜的智慧。如杭州西湖周边严格执行限高政策，守护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景观格局，也让“城在景中、景在城中”成为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名片。

　　城市建设，既要让市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也要记得住乡愁。如果说自然雕琢了城市独特的“颜值”，那文化就锻造了城市的品格和灵魂，浓浓乡愁便藏于其中。不妨把城市规划放到文化场景中来考量。一方面，文化空间本身就是发展空间，许多老城古街在植入新兴业态后，既留住了烟火气，也焕发出新活力；另一方面，文化是人与城的情感纽带，它回应着现代人的精神渴求。当不少年轻人感叹“城市放得下肉体，却安不下灵魂”时，真正能留住人心的往往不是林立的高楼，而是这座城市独有的温度与归属感。在笔者看来，这份归属，恰从文化中来。

　　城市的“成长”离不开内外兼修。评价一座城市，既要看它的“面子”，更要看它的“里子”。这些年，我国城镇化进程迅猛，硬件设施日益完善，但在高效治理、便民服务、公共安全等“软件”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今年“两会”提出的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正是对这一命题的精准回应。这意味着，未来的城市规划需要把更多目光投向细微之处：老旧小区如何通过改造重焕生机？高层建筑的火灾防范与救援能力如何提升？智慧交通如何真正疏解拥堵？这些琐碎的命题，正是城市生命体健康运转的关键所在。

　　规划一座城市，本质上是在规划人与空间、人与时间、人与人的关系，当我们真正将城市视为生命体，或许就能让人们在城市的一呼一吸中找到想要的诗和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