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6年3月29日，北大国发院【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75期在承泽园举行。本文根据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的主旨演讲整理。

　　在浙江大学工作以来，我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共同富裕领域。对于中央出台的各项相关新政策，我更多从推进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理解其意义。今天的主题为“投资于人与推进共同富裕”，我会从共同富裕的视角，探讨“投资于人”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这又细分为三点：

　　1.推进共同富裕面临的主要挑战；

　　2.推进共同富裕有很多路径，我将阐明为什么“投资于人”是其中更有效的路径；

　　3.实施“投资于人”战略所需的深化改革方向。

二、推进共同富裕面临的主要挑战

　　我们做共同富裕研究已经多年，对共同富裕的理解与社会大众乃至主流媒体有所不同。我们所界定的共同富裕，是指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重点落脚于人民自身的富裕，而非国家经济强盛。

　　由此，共同富裕有两个维度的衡量标准：

　　一是富裕维度，即2035年、2050年分阶段实现既定的富裕水平目标；

　　二是共享维度，即全体人民公平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缩小各类差距，但不是平均主义。

　　在富裕维度，影响人民福祉与人的发展能力的变量主要有三个：收入水平、财产积累、公共服务水平；在共享维度，则是富裕维度三变量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实现高度共享，即缩小收入差距、缩小财产积累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用更加通俗的语言来说，推进共同富裕意味一方面要做大“蛋糕”，另一方面要分好“蛋糕”。

　　在此基础上，对共同富裕的研究还需进一步讨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地区内部差距、人群差距等相关问题，都围绕上述分析框架展开。

　　基于上述认知，我认为我国推进共同富裕主要面临“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两大挑战。

　　（一）“做大蛋糕”的挑战

　　“做大蛋糕”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持续提升全民富裕水平，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2050年迈入发达国家行列。这就要求我国在未来10-25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实现两个阶段的富裕目标。而近年来经济增长的持续放缓，对这一目标的实现形成了显著制约，具体有如下几方面：

　　经济增长率趋势性走低：2005-2024年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率呈持续下滑趋势，近年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速约5%，相对于15年前的8-10%的增长率有了大幅度下降，表现为增长动能偏弱。

　　居民收入增长率显著下降：2013年以来我们课题组先后完成三次全国住户收入调查，分别在2013年、2018年、2023年。三次调查将这十年划分为两个五年时期：第一个五年为2013年-2018年，第二个五年为2018年-2023年。基于这三次调查的数据，2013-2018年的五年，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约8%，为较高水平；而2018-2023年的五年，该指标降至5%以下，降幅超过3个百分点；其中，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年均增长率不足2%，中等收入群体增速同样处于低位。

　　城镇职工工资增长曲线下沉：基于上述三次调查，我们还分析了城镇工资增长率。2013-2018年五年周期内，城镇职工工资实际年均增长率接近8%；而在第二个五年周期内，该增长率则下降了约3个百分点，低工资群体的工资增长率降幅更为显著。

　　消费需求长期低迷：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均增长率约3%。2024年底出台的“以旧换新”等短期刺激政策带来阶段性拉动效应，2025年3-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均增长率超过4%。但自7月起，消费增速持续下滑，12月增长率已低于1%。这表明短期刺激政策仅能发挥短期效应，无法长期拉动消费增长。

　　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这一问题并非近期出现，而是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2004年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比重超过40%，2004年至2010年持续下降，最低降至35%左右；2010年起呈缓慢回升态势，但至今仍未恢复至2004年水平。若消费无法持续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持续减弱，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目标将面临重重困难。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下滑：2025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处于4%左右的低位，5月起持续下行，9月转负，12月降至-4%。民间固定资本投资下滑更明显，2025年初处于零增长状态，5月起持续负增长，12月负增长幅度超6%。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但当前投资增速持续回落，已难以有效拉动经济增长。

　　城镇失业率居高不下：近两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处于5%以上，其中16-24岁青年失业率长期维持在16%的高位，仅存在季节性波动，其他年龄组的失业率也在缓慢上升，劳动力市场承压明显。

　　以上是“做大蛋糕”过程中面临的各类挑战与问题。

　　（二）“分好蛋糕”的挑战

　　“分好蛋糕”的目标，是不断缩小收入差距、财富分配差距与公共服务差距。但从现有数据看，变动趋势不乐观。具体情况如下：

　　全国收入差距长期处于高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代表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先升后降，但在2015年以后的十年间，基尼系数始终在0.46-0.47的高位区间内波动，没有出现上升的势头，也没再继续下降。这是影响收入差距的各类因素相互对冲、共同作用的结果。

　　城镇工资差距不断扩大：城镇工资差距却是一直在扩大，即便在2008年后收入差距阶段性收窄时期，工资差距仍在持续扩大。据我们测算，城镇职工工资差距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27上升到2023年的超过0.4。

　　财产差距不断扩大：基于住户调查数据测算，财产差距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已上升到2023年的0.7以上。这说明财产差距未收窄，反而持续扩大。

　　综上，我国推进共同富裕，既面临经济增长放缓、消费需求不足、投资动能下降、就业承压等“做大蛋糕”的挑战，也面临收入差距维持高位、工资与财产差距持续扩大等“分好蛋糕”的难题。

三、“投资于人”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更有效路径

　　如何解决上述难题？我认为中央提出的“投资于人”战略将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更有效路径，在“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两个层面都将发挥积极作用。

　　（一）“投资于人”是“做大蛋糕”的重要动力

　　“做大蛋糕”需要依托高质量发展，中央多次强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现在我国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劳动力总量逐步减少。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达成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有质量，也要有速度，千万不要忘了速度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合理的增长速度，既定共同富裕目标将难以实现。

　　在此背景下，高质量发展需要借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形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其核心思想都在强调人力资本投资以及人的创新思维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表明，若仅聚焦于物质资本投资，将陷入边际收益率持续递减的困境。这也是多数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增速放缓的核心原因。而“投资于人”能够突破这一约束，实现边际报酬递增，因为人力资本是知识生产、技术创新与思想创造的源泉，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从现实成效来看，拥有更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人群确实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中国的调查数据显示，1988年不同学历人群相对工资差距较小，大学毕业生工资较初中毕业生仅高出约30%。而随着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高新技术产业崛起，市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持续提升，高学历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持续上升，不同学历群体的相对工资差距持续扩大。即便经历20余年大学扩招，高学历人才供给大幅增加，我国教育收益率仍未出现明显下降。这充分印证了“投资于人”对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

　　同时，“做大蛋糕”需要激发人的内在发展动力，而“投资于人”能够充分激发人的活力与创造力。当个体掌握更多的知识与技术，就能释放更强的创造力，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全体人民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终极目标。从这个角度看，“投资于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投资于人”是“分好蛋糕”的重要抓手

　　“投资于人”能够从根源上缩小发展机会差距，是“分好蛋糕”的重要举措。将人力资本投资更多地投向相对贫弱的家庭与个人，缩小人力资本投资的群体差异，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投资整体收益，因为对低收入群体开展人力资本投资，更能实现较高的边际收益。对此一定要高度重视，具有经济效益与人文关怀的双重效果。

　　“投资于人”不仅是一项公共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家庭资源的配置安排，其资金来源既包括公共投资，也包括家庭私人投资。低收入群体虽有意愿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却受限于收入水平而难以实现，因此，“提低”可以起到最直接的作用。

　　我长期坚持的观点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难点与主攻方向，应是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唯有做好这一工作，共同富裕进程才能顺利推进。

　　同时，需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人力资本投资的优惠条件，降低其投资成本。当前高校针对困难家庭学生的助学金、助学贷款等政策，均属于此类举措。对低收入群体开展人力资本投资，既能产生更高收益，又有利于缩小社会成员的发展机会差距。

　　为什么我强调要关注低收入人群？因为我国低收入群体规模十分庞大，大到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依据国家统计局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标准，结合我们的调查数据测算，2021年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群体约3亿人，不足500元的也有近9800万人；即便近年居民收入有所增长，低收入群体规模依然可观。受极低收入水平制约，此类群体基本不具备开展人力资本投资、为子女提供优质教育资源的能力。

　　因此，如何让他们具备人力资本投资的条件与能力，是推进共同富裕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当前我国收入与工资差距持续扩大，背后存在多重原因，但受教育机会与教育质量的差异是核心影响因素之一。对城镇工资差距基尼系数的分解研究显示，教育差异对工资差距的解释力度由2013年的14%左右升至2023年的近17%，并超过工作经验成为更重要的影响因素。这表明，人力资本投资更充分的群体，拥有更多发展机会，在劳动力市场中能获得更高劳动报酬；而人力资本投资机会的不均等，最终转化为收入差距，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我想强调，如果能平衡好政府与家庭在“投资于人”中的作用，就能产生更大的共享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有两个来源：公共投资和私人资源。随着经济发展，家庭收入增长会带动教育、健康等领域人力资本私人投资超比例增加，这是普遍规律。但收入与财富差距的存在，会导致家庭间人力资本投资差距持续扩大，高收入群体可为子女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进一步加剧群体分化。

　　因此，单纯依靠私人配置，难以缩小人力资本投资差距。政府作为公共资源的分配主体，应遵循公平原则来分配公共资源，同时要考虑私人资源配置偏好。

　　我主张，政府在教育机会供给中不能仅实现均等化，还需适度向缺乏人力资本投资能力的家庭倾斜，通过再分配手段缩小人与人之间在人力资本投资总量上的差距。所以，平衡政府与家庭的投资分工，让公共投资更多惠及低收入群体，能够最大化“投资于人”的共享效应。

三、推进“投资于人”战略需要深化相关领域改革

　　“投资于人”意味着经济社会资源将转向人力资本投资和人的发展，且这一过程并非单纯的数量扩张，而是要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投资质量。因此，需要进行制度变革和政策创新，要全面深化改革。

　　实施“投资于人”战略涉及教育、健康、人口流动等诸多领域，以及相对应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公共政策。要对制约这些领域投资效率潜力释放的制度与政策进行深化改革，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保障分配公平，推动优质公共资源向低收入群体倾斜。

　　改革涵盖多个方面，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是增强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这就需要推动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具体而言主要有三方面：

　　1.要通过深化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合理提升经济增速；

　　2.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占比虽有回升，但仍低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水平及国际可比国家。值得关注的是，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高于再分配占比，这表明，经过十余年的再分配调节，政府与企业的收入占比都得到了提升，居民收入占比却不升反降，优化分配格局已迫在眉睫；

　　3.要持续提高公共财政中民生支出的比重。

　　第二项重要改革是户籍制度改革。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之一是对人口流动的投资，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提高民生福祉水平。因此，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取消阻碍人口流动的制度和政策，使“投资于人”落在实处。户籍制度改革已推进多年，现已进入“最后一公里”攻坚阶段，即超大、特大城市如何放开户籍的问题。另外，要实现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三项改革是教育发展模式改革。这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环节，主要包含四方面具体改革措施：

　　1.取消教育机会歧视性制度，实现择学自由。当前一大问题是城镇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无法在务工地参加高考，而户籍所在地与务工地的考试内容、难度存在差异，这些子女被迫返乡就学。这一制度既不公平，也缺乏人文关怀。因此，我们呼吁推进异地高考政策落地。

　　2.推动教育资源向更需要的群体倾斜，包括学前教育、困难家庭子女教育保障，以及0—3岁婴幼儿养育服务；

　　3.深化办学模式改革，改变高校行政化办学模式，凸显教师主体地位，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与内生发展动力；

　　4.推进教学范式改革，摆脱应试教育路径依赖，培育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浙江大学已提出，推动学生从“会学习”向“会创造”转变。这一目标看似简单，实则需要教学范式的根本性变革才能实现。

　　我的最后一点政策建议是，营造人的自由发展环境。与可预期收益的物质资本投资不同，“投资于人”的投资载体是人，人是有意识、有思想、有价值观、有信仰的，是追求自由的，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人们追求自由的愿望会更加强烈。这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能否带来个人和社会收益，与其价值观和信仰密切相关，也是与其自由空间密切相关。要激发人的创新创造活力，需要营造自由包容的发展环境。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福利，更是生产力与创造力的源泉。保障个体自由发展空间，才能充分释放人的内在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