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两册漂泊海外多年的《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这让“国宝回家”的话题再次触动人心。

　　这些年，“国宝回家”的新闻不少。但此次归藏有其特殊之处：不靠外交谈判，不单纯靠民间努力，而是由民间力量发起，公私接力促成。

　　感慨之余，我们不妨把目光拉长，看看它的流散与归来里，藏着怎样的曲折与必然。

　　一

　　典籍聚散，映照国运兴衰。《永乐大典》的命运，正是这句话的沉重注脚。

　　明朝朱棣登基之初朝野动荡，经多年整顿恢复，明朝国力逐步走向强盛，依托积累起来的雄厚财力，朱棣陆续推行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宏大举措：迁都北京、疏浚大运河、命郑和下西洋、组织编纂《永乐大典》。如果说前三者彰显的是一个王朝调度物质资源的能力，那么编纂《永乐大典》所展现的，便是这个朝代在文化上的雄心。

　　雄心要靠实打实的投入来实现。《永乐大典》全书11095册，约3.7亿字，从天文地理到医卜星相，从工技农艺到戏曲平话，几乎无所不包，堪称“万书之书”。为了编纂这部旷世大典，永乐年间，朝廷前后动用数千人，耗时数年方才修成。鉴于大典的重要性，嘉靖年间，朝廷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抄录了一套副本。

　　此后，随着朝代更替、战乱频频，这部典籍的命运历经波折。

　　首先是内部失守。雍正年间，仅存的嘉靖副本被移至翰林院，管理日渐懈怠。晚清国力江河日下，朝纲崩坏，文物、典籍逐渐沦为官员夹带出宫、变卖牟利的对象。咸丰年间，翰林院官吏监守自盗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更有甚者，入院时携一件裹着马褂的包袱，离开时将马褂穿上，典籍便装入包袱偷出。

　　其次是外来劫掠。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先后攻占北京，侵略军大多不懂典籍的价值，更不知《永乐大典》为何物，以致出现了用大典来垫马槽、筑工事、铺路的痛心景象。有同时代文人喟叹：“此真斯文扫地矣！”未被损毁的大典，被成捆掠走，漂洋过海，散落于世界各地。

　　内外交困下，大典所剩无几。1875年，大典已流失过半，不足5000册；1894年，仅剩800册，不足10%；1912年京师图书馆筹建时，从残存典籍中移交过来的大典，仅存64册，占原书的1%都不到。从11095册到64册，这触目惊心的数字，记录了一个古老文明在国运衰微之时，文化瑰宝不断流失的沉痛过往。

　　二

　　此次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两册《永乐大典》历经拍场竞夺、出境报批、万里运输、长期保藏四道“关卡”，才从巴黎来到杭州。关关难过关关过，顺利归藏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国力强盛带来的底气。

　　第一关在拍场。2020年，两册大典现身法国拍场，业界密切关注，但大多限于资金和规则，只能观望。大典极少露面，现场争夺激烈，每一次举牌都是博弈。最终，两册大典被来自浙江的藏家拍下，回归之路由此开启。

　　第二关在报批。拍下只是开始，报批才是硬仗。法国的文物出境手续较为复杂，除了需要申请出境批文外，还需申请报关。两册《永乐大典》属于比较珍贵的文物，出境批文能否通过，存在一定变数。且出境批文到手后，国内相关公司还需向法国文化部及海关申请报关。两道程序叠加，任何一环出问题，前期努力都可能化为泡影。

　　第三关在运输。存世数百年，典籍经不起颠簸和温湿度骤变。从巴黎出库、包装、空运，到落地上海后的押运、消杀、通关，海关、文物、运输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开辟绿色通道，报关消杀同步推进，争取让文物当天入库，最大限度减少辗转。直到两册大典安全抵达杭州，这一关才算真正迈过。

　　第四关在保藏。保藏古籍，绝非买下来、放进书柜那么简单。数百年书龄的典籍，纸张已然脆弱，温湿度稍有波动便可能起翘生霉；光线太强会加速纸张老化，光线太暗又难以及时发现虫蛀霉变。除了维持恒温恒湿，还需要落实防虫防霉的专业处理、防火防盗的安防系统、定期查阅的严密操作。稍有不慎，便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藏家经深思熟虑后，最终选择将两册大典先行寄藏于杭州国家版本馆。

　　虽难关重重，但这一次大典归来总体顺利。近年来，国家不断完善文物回流政策，202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对因被盗、非法出境等流失境外的文物保留收回权利，且不受时效限制；海关总署为回流文物开辟通关便利，减免进口税费。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将文物的追索返还列为重要工作，专门成立有关机构来推动相关事宜开展。一套护航文物回归的制度体系正在渐渐成型，为大典回家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

　　这次大典归藏，为什么是浙江？乍看偶然，实则藏着必然。梳理其中脉络，至少有三重逻辑值得细说。

　　其一，儒商藏书传统的时代回响。浙江藏书历史悠久，传承不绝，明清以来蔚为大观。据史料记载，在明代知名私人藏书家分布上，浙江是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更值得留意的是，其中有一条独特的脉络：儒商藏书家。他们往往兼具经济实力与士人情怀——丁丙、丁申兄弟以家族经商所得，在战火中全力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刘承幹以南浔刘氏经商积累的雄厚财力，建起嘉业藏书楼，聚书数十万卷，又斥资刻印《嘉业堂丛书》等，让大量濒临湮灭的典籍重见天日。

　　商而好儒，聚而能传，儒商藏书家护佑典籍，早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为何两册《永乐大典》在海外现身时，果断出手的是一位浙江藏书家。

　　其二，公私接力的浙江路径。梳理这次归藏的全过程，一条清晰的协作路径浮出水面。第一步，专家发现线索。大典现身拍场的消息，由关心行业动态的专家捕捉并传回国内，为后续行动抢出了时间窗口。第二步，民间藏家竞拍购回。私人藏家凭借雄厚财力，以相对灵活的市场身份竞价拍得，奠定归藏基础。第三步，官方跟进保障。大典归国后，相关部门主动介入，协调税费减免、组织专家鉴定、完成价值评估，为大典归藏扫清障碍。第四步，依法依规入藏。在尊重藏家意愿的基础上，将大典纳入国家公藏序列，既保障藏家权益，又实现了公共价值。

　　四步走下来，各司其职，环环相扣。以完善的政策、活跃的民营经济为依托，这条“政府引导、社会协同、专家赋能”的浙江路径，为更多流失文物的回归提供了清晰参照。

　　其三，多元回归模式的不断探索。面对文物实体回归的重重难关，浙江长期以来从两方面持续发力：一方面，坚持能追则追，不放弃任何实体回归的机会；另一方面，当实体回归短期内无解时，便先把数字资源接回来。全国层面已有先行探索，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和字节跳动合作，打造《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浙江也在拓展数字化回归的更多可能，杭州国家版本馆打造的“文润数典——馆藏数字版本共享平台”，已收录超10万件高清古版画数字版本，让分藏各地的珍稀古版画实现“数字团圆”。

　　数字化回归不是实体回归的平替，而是探路者和补充者。实体暂时回不来，让研究先行、共享先行，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态度，也为未来实体回归积蓄道义力量。

　　两册《永乐大典》落户浙江，不只是地方的一桩幸事，更折射出一个国家对自身文脉的确认与敬重。入藏只是第一步，深入研究、活化利用、数字共享，才是更大的课题。前路虽长，但方向已明。愿更多漂泊在外的典籍，早日踏上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