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对话】

　　  编者按

　　  在上一期“光明青年论坛”中（参见2025年9月23日本版文章《“我们为什么关注人文经济学”》），几位青年学者的交流对话为人文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些富有启发的新视角。与此同时，他们也谈到了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若干问题和困惑，涉及人文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基本问题、理论构建、学科定位、研究方法等多个维度。为此，本版再邀几位人文经济学领域的资深学者，分享他们的研究经验与心得，以期为深入开展人文经济学研究带来一些启迪。

　　  与谈人：

　　  高德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胡 钰 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李向民 南京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紫金文创研究院院长、教授

　　  主持人：

　　  本报记者 陈 恒

　　1.人文经济学作为一种学术范畴

　　  光明理论：作为一种学术范畴的人文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怎样的学问？青年学者从事人文经济学研究必须首先厘清哪些基本概念？

　　  高德步：尽管人文经济学的说法过去曾经出现过，但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经济学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提出来的。几年来，不少学者投入人文经济学研究，对人文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提出诸多有价值的见解。从既有研究来看，人们对人文经济学的理解，最初是从文化与经济关系的阐释开始的，经过这几年的思考和研究，人文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边界逐渐清晰起来。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人文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人文经济学不等于文化经济学。青年学者在研究中需要认识到，人文经济学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和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蕴涵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指向。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追求的目标价值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而，从本质内涵来看，人文经济学应该有两个核心点：一个是“人”，即以人为本，由此出发进一步引申为“以人民为中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另一个是“文”，主要是人文化成、文化创能、文化赋能、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目前，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文”这个角度，但这并不全面。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是人文经济学的重要维度，但其本质最终还是要突出一个“人”字。

　　  李向民：确实如此。人文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讲并不是产业经济学的问题，因而同文化经济学截然不同。人文经济学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物质与精神关系的论述，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智慧、民本思想，三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我们要注意区分人文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等。人本经济学是早期西方经济学的一支，是以资产阶级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衍生出的经济思想，它是对宗教神权的挑战，但这里的“人”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启蒙思想家的烙印。文化经济学是研究文化如何赋能经济发展的学说，不能将人文经济学与文化经济学简单等同起来，文化经济学属于产业经济学，而人文经济学则是以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和指导经济活动，这是其与传统经济学的本质区别。

　　  胡钰：作为源自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重大理论命题，人文经济学推动了经济学向人的回归，这是人文经济学的意义所在。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人文经济学研究的是人文经济现象，建构的是人文视角下的经济学，关注的是人文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追求的是以人文精神看待经济发展的目标。

　　  青年学者研究人文经济学，要注意明晰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核心概念等在解释人文经济现象时的理论边界及其内在局限。其中，尤其要关注的是“经济人”假设。这一假设支撑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却存在“两个忽视”：一个是忽视了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另一个是忽视了人文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意义与影响。青年学者研究人文经济学，不能仅仅停留在论述这一命题的意义上，或者停留在对个别案例的分析上，而是要从经济学理论的内部深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深入，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深入，如此方能得到更有学理性、系统性的理论发现。

　　2.人文经济学作为一种问题意识

　　  光明理论：人文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什么？青年学者从事人文经济学研究应保持怎样的一种问题意识？

　　  胡钰：理解人文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青年学者首先要明白当前经济学发展的理论困境。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形式的精巧化与实质的贫困化并存的悖论愈发凸显，经济学解释力、洞察力与引导力的不足引发许多困惑与反思。具体来看，在效率优先、市场优先、物质优先的理论下，当代世界的物质财富总量的确在不断增加，生产效率的确在不断提升，但从微观的人与宏观的人类的角度看，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依然严重，拥有物质财富的人群也存在幸福感不足的普遍问题，加之许多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带来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消耗过度等问题，都对人类可持续发展产生深刻的消极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学界也在持续反思，通过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视角来进行修正与调整，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但总体来看还是在“旧房子”上的“修修补补”，人文经济学则提出了全新的理论视角，这是观察与解释当代人类发展问题的“新房子”。

　　  既然是盖“新房子”，就要打好“地基”，也就是要从人文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入手进行研究。其中，最应关注的问题是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与消费行为，具体来说，是指人文效率与人文效用问题。人文效率研究的是人文要素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人文效用研究的是人文要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探讨稀缺性问题时，通常只关注物质资源的稀缺性，即使研究人力资源也常将其物化，而普遍忽视了精神资源也具有稀缺性。与之相对，人文经济学研究的人文效用，体现的是一种广义利益理念。从该视角来看，仅有物质满足带来的是狭义利益，只有兼顾了物质满足与精神满足的经济活动才能实现广义利益。正因如此，人文经济学对人文效用的研究，为解释人文要素与价格形成、需求变动等问题提供了强大的解释力。

　　  高德步：理解人文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青年学者自然也要明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诉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了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要实现同样的转向——即人文转向。也就是说，发展人文经济学是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需要，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需要。

　　  学术的人文转向，反映的是发展诉求和发展理念的人文转向。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意识中，所谓的发展更多指的还是物质的发展，也就是科学技术、航天、高铁、信息化等物质方面的现代化，而人文的重要性长期受到忽视。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在物质发展基础上，高水平、高质量地实现人民所想、所愿、所求，也就是现在常说的，高质量发展一定是物质和精神、经济与人文协调的发展。并且，从人的发展角度来讲，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从片面发展迈向全面发展的深刻转型。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日益凸显，这必然要求繁荣人文经济。因此，推动人文经济繁荣发展成为新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也构成了人文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李向民：人文经济是建立在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又相互转化的世界观之上的，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又反过来作用于物质。这一点，是研究人文经济学最重要的哲学基础。从物质到精神，过去研究得比较多，从精神到物质，则相对被忽视。人文经济学应当在这一点上着力，即研究精神文明如何反过来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对于精神对物质的作用，过去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夸大“人定胜天”，将其发展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已经被历史经验所否定；二是将历史文化当作包袱、当作现代化的障碍，将一些曾经繁荣的历史名城的衰落归咎于所谓的历史包袱，苏杭等地的实践有力地回应了这种错误观念。

　　  我认为，当前人文经济学研究应当关注两个问题：一是精神文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精神文明建设通过提升社会诚信、公民素养与政府效能，为经济发展创造了非常好的外部环境。二是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这一命题既反映了人文服务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也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提出了新要求，开辟了理解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人文维度。

　　3.人文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前沿

　　  光明理论：您认为青年学者最值得关注的理论突破或前沿方向有哪些？

　　  高德步：伴随着人文经济学研究热潮，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投入这一领域，并发表了不少文章。但我建议，青年学者一定不要把人文经济学研究仅当作热点来看待，而应将其视为一个长期任务或历史使命。发展人文经济学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课题，也是中国学者的责任使命。这几年，相关学科的研究者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见解。但总的来看，现有研究还停留在阐释其意义、作用或进行人文经济案例的分析上，在学理化与体系化方面仍显不足。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推动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从一般性讨论逐步转向学理化的研究和逻辑体系的构建。

　　  人文经济学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结果，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而人文经济学的理论突破，同样需要经历一次彻底的思想解放，就是要逐步摆脱西方经济学的思维定式和研究范式的束缚，树立我们自己的学术自信，创建我们自己的研究范式。要深化学理化研究，着手体系化构建，包括人文经济学的核心价值、研究对象、前提假设、逻辑架构、话语体系、专业术语等。

　　  胡钰：人文经济学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基本规律，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依据。为此，人文经济学视角下的发展理论，是青年学者最值得关注的理论前沿方向之一。从发展的目标来看，人文经济学追求的是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从发展的手段来看，人文经济学注重的是人的作用的最大限度发挥。以人作为发展的主要手段已成为当代发展理论的普遍共识，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要警惕的是，不能把人作为狭义的工具乃至机器来看待，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技术日益发达的条件下，对人的主体性进一步轻视，这不但会引发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劳动异化”问题，更会加剧“数字鸿沟”“智能鸿沟”等新型不平等，最终导致严重的发展不平衡。

　　  我在调研中发现，苏州、杭州、成都等地的发展实践，既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呈现出高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其关键就在于充分调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其中的内在规律，值得青年学者进行深入调研与系统剖析。服务于人的发展必须考量人的全面需求特别是精神需求，要把人视为有血有肉、有喜有忧的具体的人，实现“乐经济”与“暖发展”。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吸引力所在，也是人文经济学的生命力所在。

　　  光明理论：青年学者在研究人文经济学前沿问题时，应如何界定研究边界？

　　  李向民：人文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不应当什么都往里装。比如有学者将人文经济学与文化经济学、文化产业研究混同起来，这是不对的。在人文经济学所倡导的理念下，产业划分的逻辑顺序也会发生颠覆性变化，由此带动社会分工、经济结构的重组，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研究。人文经济学的立意和视角比文化经济学要更加高远，是党的理论的重大创新。

　　  高德步：当前，人文经济学研究吸引了众多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他们从多元视角切入，推动了该领域的快速发展，这是好事。但是，这种广泛的参与性在加速知识积累、丰富研究版图的同时，也可能因边界模糊而导致研究的泛化。虽然在学科发展的早期阶段研究的泛化是正常现象，要对研究边界进行拓宽，但也不能无限扩大。对于人文经济学的研究者来说，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先泛后精”：初期要大胆拓宽自己的研究边界，通过跨学科的“泛化”汲取养分，突破原有的经济学范畴，丰富自己的研究视角；经过一个阶段的研究，对人文经济学形成较深的认识后，则需果断“聚焦”，缩小研究范围，锚定核心领域进行深化研究。总之，人文经济学作为一个全新的学术范畴，目前还没有确定的边界，“泛化”研究是必经之路，但随着研究的深化，最终会自然形成一个学科边界。这就需要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敏锐地把握这种演变规律，动态调整自己的研究路径和进程。

　　4.人文经济学作为一种交叉学科

　　  光明理论：人文经济学需要融合人文、社科等多学科知识。对于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学者而言，如何更好投身这一交叉学科研究？

　　  高德步：中国式现代化和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已经超越了传统经济理论的解释范畴。与之相应，旨在解释这一实践的人文经济学，也必然超越传统经济学的知识谱系，深度融合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文学艺术乃至智能技术等领域。正因如此，研究人文经济学要打破专业藩篱，开展跨学科协作研究，拓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一方面，经济学本身应该拓展自己的学术边界，不能囿于原有的经济范畴，所谓“纯粹经济学”研究是不可取的，而经济学的“跨界”研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作为一名经济学者，除了进一步研究经济学外，也要向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中华传统文化等领域汲取智慧，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研究视角，从而丰富经济学研究的内容。

　　  因而，当务之急是夯实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对青年经济学者而言，大多经历过比较严格的西方经济学训练，精通西方经济学范式，但却普遍缺乏人文经济学研究所需要的人文底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人文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因此青年经济学者应优先补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课，潜心研读一下文史，特别是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这些知识是研究人文经济学不可或缺的基础。

　　  另一方面，我认为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体系的构建，人文经济学终将确立自身的学科边界。这一边界的清晰界定，正是人文经济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当然，这需要大家付出长期且共同的努力。

　　  胡钰：人文经济学的提出是基于苏杭实践，但这个命题对许多发达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发展都有较强的针对性。这些地方的发展现象有文化和经济共生共融的特征，值得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学者共同深入其中进行分析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扎实的田野调查是非常重要的，基于一手的资料与深度的访谈，挖掘文化和经济融合发展的内在原因与机制，会有许多新的发现。与此同时，不要被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与概念束缚，敢于在扎实数据与案例的基础上，抽象、提炼新的概念与理论，做出一些原创性的成果。

　　  我曾经对贵州榕江“村超”现象进行调研，发现这里的许多现象十分契合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内涵。由于提供了“村超”这一优质的人文经济公共品，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效果明显，提升了县域经济的人文效率，增强了县域发展的人文效用，吸引了大量县域外的发展资源。“村超”的经验证明，研究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围绕人、文化、经济这三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挖掘，可以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出具有广泛解释力和引导力的新规律。青年学者从事人文经济学研究应以“人文的自觉”为研究遵循，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研究对象，以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研究追求。

　　5.人文经济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光明理论：人文经济学是否改变了传统研究方法？在具体研究中，青年学者应当建立怎样的方法论自觉？

　　  高德步：人文经济学作为全新的经济学，首先要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我们都知道，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假设前提，但“经济人”并不是真实的和全面的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追求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相比，它是一种“单向度的人”。事实上，人除了具有理性外，还具有感性和信仰，人的行为不完全是单纯的经济行为，人的生活也不完全是经济生活，还有精神文化生活。

　　  为此，人文经济学必须从西方经济学方法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就是我说过的“经济学的人文转向”，比如从研究“物本”到研究“人本”，从研究经济人转向研究文化人，从投资于物的研究转向投资于人的研究，等等。总之，人文经济学应该是研究人、人的生命、生命再生产、人的生活、快乐和幸福等，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目的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所撰《文化育和谐》一文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可以作为我们研究人文经济学的方法论指引。

　　  人文经济学研究也离不开科学方法。人文经济学研究人本和人文，但也决不能脱离科学方法，决不能把科学研究方法与人本理念、人文价值对立起来。人文经济学是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相互结合的经济学，我们强调经济学的人文性，但不能偏废其科学性。

　　  胡钰：提出并研究人文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研究人文经济学的方法论自觉有两个层次：其一，是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论是量化（定量）的还是质化（定性）的，已有的许多方法都是成熟的，也是管用的。其二，是方法论的选择。对人文经济学而言，最重要的是坚持“两个结合”的方法论，这对于青年学者尤为重要，既体现了一种真正的方法论自觉，也彰显了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追求。基于“两个结合”的方法论开展人文经济学研究，必须深深扎根于两大沃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尤其要密切关注高质量发展中的新变化新趋势；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尤其要着力挖掘经济活动中的人文精神的传承与体现。在具体研究中，要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切实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力争得出具有主体性与原创性的理论发现，以此来解释中国经济实践，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最终建构起立足中国、独具特色的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从理论意义上看，开展人文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也很有价值。要在理论与政策两个层面进行扎实的国际比较，这样不仅可以清楚地体现人文经济学研究的全球视野与主体意识，也有利于人文经济学吸取当代世界经济学的营养，发展成为一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而不仅是局限在中国的经济学知识体系。